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制礼作乐，不仅仅是一种典章文物制度的建设，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手笔，包括了艺术、哲学与宗教等领域。

　　西周以降，就文化精神之缔造来说，历代皆有损益。但不变的是，历史往往是由一般意义的文人士大夫书写与传播，而那些颇具社会学革命意义的“匠人”们我们今天也叫做技术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处于长期被压制和漠视的地位。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几乎没有匠人或艺人的身影，他们作为第一线的创作者，影影绰绰，却归于静默。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艺术家与工匠们可能至今还在遮蔽之中。

　　在中国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震撼人、很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艺思想，出现在延安与北京两次文艺讲话中，它们都直接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以紧密同构的形式，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发端于意大利的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是民族精神再造与凝定的先声。如果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的话来讲，那就是“诸神复活”。诸神的回归，在文化上首先表现为艺术“魂魄”的主体性觉醒。艺术的晋升作为新文化、新民族尤其是新社会意识形态崛起的一个重大标志，如同精神的电流一般，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然而，文艺复兴仍还停留在个体的思想启蒙层面，还不足以成为全国家、全社会的一体化进程。首先将审美的启蒙与现代性推向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是德国人。

　　德国的现代道路有其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德意志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潭中，迟迟未能完成国家地理与精神上的统一；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的邦国凝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德国思想家们找到的钥匙是艺术的阿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开始，经过莱辛，赫尔德尔、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一直到尼采。他们一致地把阿波罗艺术作为德国民族精神与主流文化的建设。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即国立艺术院，一直有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与启蒙传统，即蔡元培先生 “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它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德先生（民主启蒙）与赛先生（科学启蒙）之外的救国路径（艺术启蒙）。从德先生、赛先生到“艺术-美育”启蒙，是中国启蒙思潮三个阶段不断演进的产物。我们不妨以十年为界大体言之，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一种进化论思潮的传入，引发人们对古今之变的思索，标志性事件就是世纪初严复先生翻译并以桐城派古文注解的《天演论》，引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争议。第二个十年主要关乎东西方文化之争，其高潮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取法英法理性启蒙的思想材料，并积极介入社会革新洪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十年德国启蒙思想的引入尚属匮乏，对启蒙本身也缺乏反思。

　　第三个十年的标志是著名的人生观之论战，也就是科玄之争。这个论战就有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换言之，开始对科学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代启蒙产生怀疑。那么标榜新儒家、新宋学的玄学能替代吗？若只是想返本而深入人道的圆满，或许玄学派的理论已然足够：让人生与美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关联，达到艺术化人格的终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然而，科玄论战中的艺术人文精神在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仍是前现代的、前反思性的。真正将艺术带入具体的启蒙实践与社会运动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所建立起来的国立艺术院和确立的国立艺术院亚波罗精神，是中国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启蒙的一面旗帜。

　　由此，第三种启蒙的代表，亚波罗精神在第三个十年（1928年）登上了舞台。“来创造美、实现美，使人们由迷信的心变成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是亚波罗精神的初心。我们知道，前两种启蒙在大时代的种种乱离中，最后中断了，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判断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唯有第三种启蒙延续至今，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我们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

　　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我们新时代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精神呼应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古典传统和回归人本的启蒙思潮，尤其对应着蔡元培先生立下根基，由林风眠先生和我们新一代的诸位艺术家们群体的劳作。

　　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是近现代以来唯一未中断的启蒙传统继承者。这个集体有着三重重要的文化身份：

　　第一重身份是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在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上展开深度的探索。虽然这已经及其可贵，但单单是这一类人物，那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吟风弄月没有本质的差别，还是困守一隅，就社会理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还需要第二类身份，即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他们能够深度理解时代与人心，为时代的艺术进行命名和解释。还有第三类人物，那就是传播和弘扬艺术精神的人，他们勤于书写，而且精力弥漫，行走四方，往往能够引发社会新思潮的激变，把艺术带进了最广大的人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类人可以理解为匠人、艺人，第二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哲人、艺术思想家，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林先生所讲的，在时代的乱离中，能够“为艺术战”的那些战士。而这三重身份：匠人，哲人与战士，可以是同一个人，更可能是分工，是各自为战，但都是可以统一到了我们国立艺术院自建校之初，沿澜随波而来的亚波罗精神传统里面，关涉社会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生。

　　根据中国美术学院的95年之历史传统。我们也发现了，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画自由”画出他们个人的生命理想与美学之梦，成就个人的艺术境界，同时，也要“画大悲”有一种大怀抱，画出时代、家国、天下的命运与前景。这是美院第一代艺术家吴大羽先生的原话。他在晚年回答欧洲一个画廊采访时，画廊记者问何为艺术家的最高境界，吴大羽先生说：

　　春秋代序，日月辉光。时序已经流转到2023年11月10日，一个浪漫璀璨的黄金之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前的发源故地良渚，在全面建成启新的良渚校区里面，中国美术学院以“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为主题，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大会，少长咸集，友道会晤，彼此畅谈世界文明之互鉴，深思与古为徒、兼能与古为新的人文艺术教育之大道。抚今追昔，堪为一时之盛事！emc易倍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