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出现后，肖像作品一度被贬低为缺乏创造性的模仿，也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相似性”真的是肖像作品的终极追求吗？艺术家如何以肖像作品呈现他人与自我、性别与族群认同？几个世纪以来，肖像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回溯肖像艺术的历史，便会发现肖像作品本就在艺术属性之外，承担着诸多社会功能，或用于悼念、emc易倍体育档案、政治宣传，或彰显身份地位、群体关系，等等。

　　艺术史学者、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希勒·韦斯特（Shearer West）的著作《肖像艺术》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作者以艺术史中重要且独特的肖像艺术为研究对象，跨越不同时代，囊括多种媒材，全面探究肖像艺术的发展脉络，直面肖像艺术的核心问题。

　　肖像画在艺术实践和传统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大多数肖像画都有一定程度的逼真性，但它们仍然是当时艺术潮流和人们喜爱的风格、技巧和媒介的产物。因此，肖像画是一个巨大的艺术门类，它使得我们可以聚焦于社会、心理和艺术等不同方面的实践。

　　肖像画值得单独研究，因为它们在创作方式、表现对象的性质以及使用和展示物品的功能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艺术类别。首先，就其制作而言，肖像画几乎总是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人在场，或者至少需要有那个人的照片。虽然并非普遍如此，但在创作过程中，肖像的创作通常需要艺术家和创作对象之间有直接接触。如果对方地位太高或太忙而不能经常去艺术家的工作室，画家可以使用他们对象的草图或照片。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肖像画家可以通过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象头部和雇佣专业的衣纹画家来完成工作，并减少对象的次数。例如，英国艺术家彼得·莱利爵士(Sir PeterLely，1618—1680)就有一本关于姿势的图册，可以让他专注于头部的描绘，并减少对他的贵族赞助人坐立的要求。肖像画家可以被要求绘制已经过世的人的肖像，例如，20世纪前儿童的肖像——许多儿童在肖像委托完成之前就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画家可以复制对象的印刷品或照片。肖像画家在原则上可以依靠记忆或印象来创作作品，但记录下来的此类案例很少。然而，无论他们的作品是基于，复制另一幅相似的图像，还是仅仅凭借记忆，肖像画的实践都与被画对象的隐性或显性存在密切相关。

　　《伊西多拉：女人像》，这是一幅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法尤姆肖像画，制作于公元1—2世纪的埃及。这些绘制在木板上肖像，或在木乃伊的绷带之间，或摆在与死者面部对应的裹尸布上。

　　由于与对象“相似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对肖像画与历史画、风景画、静物画等其他艺术门类进行区别。所有的肖像画都表现出对被画者扭曲的、理想的或片面的看法，但肖像画作为一种体裁，在历史上一直与模仿或相似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肖像画与复制和模仿的假定联系经常导致这种艺术形式被排斥或处于较低地位。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到19世纪早期，人们一直强调需要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创造和表现理想的形象，这种强调导致肖像被贬为一种机械的练习，而不是一种艺术。米开朗基罗的著名抗议是，因为没有足够理想的漂亮模特，他不会画肖像画。这只是职业画家对肖像画不屑一顾的一个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那些以肖像画为生的人也持这种态度。这种逐渐损害肖像画创作的倾向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时期盛行，当时前卫派的实验导致对抽象的重视超过了模仿。然而，有些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不顾理论上的反对，继续从事肖像画创作。例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在立体派静物画上建立了他的早期声誉，但他在这种新风格中最有效的早期实验是他给艺术商人的肖像画，比如丹尼尔-亨利·卡恩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的肖像画。毕加索在这幅画中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来展现被画人的特征。不像他的其他立体派作品，比如他的许多静物画，尽管这里面部的造型有些破碎，但主题仍然清晰独特。

　　非洲格雷博面具，在非洲的很多名族中，面具被认为是幽灵或故去祖先的替代品，也常被用于宗教仪式的表演中。

　　来自帕加马的亚历山大大帝头像钱币。钱币是最早的肖像载体之一，通过钱币的广泛流通，统治者的形象也被有消费能力的人所接受、记住，并自然而然地讲统治者与货币的权力联系到一起。

　　关于模仿性的肖像画处于较低地位这一说法在一些情况下是不正确的。17世纪，法国皇家艺术学院(French Royal Academy)制定了艺术流派的等级制度，肖像画仅次于历史画，位列第二名。这里的观念是肖像画应该只表现最重要的人物，或那些因美德或英雄主义而出名的人，所以肖像画被认为是历史画的另一种选择，为观众提供了效法的对象。对肖像画的忽视似乎是伴随20世纪早期抽象艺术而来的，但随着“二战”的结束，艺术家们又突然对其着迷。当时肖像画成为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乔·斯彭斯(Jo Spence，1934—1992)和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1954— )等艺术家实验的中心舞台。因此，肖像画与模仿的盛行关系对这一流派的声誉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阿方斯·贝迪永为巴黎警察局工作，开创了用肖像摄影识别罪犯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被沿用。

　　肖像画的最后一个独特之处是其形式和功能的多样性。相比其他的艺术形式，肖像画可以用更多的媒介来呈现。肖像可以是油画、雕塑、素描、雕刻、照片、硬币、奖章。它们可以作为图像出现在报纸或杂志上，也可以出现在镶嵌画、陶器、挂毯或钞票上。古代秘鲁，肖像罐很常见，而18世纪的英国，用头发编织肖像曾一度流行。不论仅仅是半身像还是轮廓的展示，或者是在明确背景下的全身像展示，肖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展示个人或群体形象。肖像也经常出现在一系列的语境和地点中：它们和其他类型的作品一样，在画廊和私人住宅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它们也可以拿在手里(比如硬币)，可以作为小盒子佩戴(细密画)，可以作为花园装饰(半身像)或公共纪念物陈列。每一种设置都赋予了肖像不同的意义。肖像的普遍性意味着它可能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常见的一种。例如，在古希腊，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奴隶也可以认出出现在硬币或骑马者纪念碑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面孔；在18世纪英国、法国和美国最隐蔽的小酒馆里，印有著名政治家面孔的马克杯是十分常见的；在21世纪，即使是那些不懂艺术的人也会有一个壁炉架或桌子，上面放满家庭成员的正式肖像照片。在肖像画的功能方面，它的使用价值、熟悉度和普及程度部分来自肖像画的不确定性。它们似乎具备像文件或某一事实一样的实体性，但细节不可避免地是局限的，并受制于它们的生产、展示和被接受的语境。

　　就上述每一种特征而言，肖像都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类别。然而，一般来说在详细考察这一流派之前，有两种关于肖像的普遍刻板印象是值得研究的：首先，肖像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其次，肖像画是一种主要的西方艺术形式。第一个断言可以被驳倒，而第二个则可以说是正确的。可以肯定地说，在15世纪以前，委托他人为个人画像的做法是罕见的。然而，有证据表明，肖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了，那时波利尼西亚的头骨崇拜使个人的头颅享有特权。到公元前5000年，在耶利哥，人们用黏土塑造头骨。古代世界充满了肖像：在希腊，它们通常代表重要人物，并采取坟墓雕塑或公共雕像的形式；在罗马，个性化的半身塑像成为私人家中的重要物品。肖像画经常被古代作家提及，比如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色诺芬(Xenophon)、柏拉图(Plato)、西塞罗(Cicero)、昆体良(Quintilian)和贺拉斯(Horace)。历史上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肖像画是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埃及法尤姆区创作的。虽然在中世纪几乎没有肖像画保存下来，但有一些坟墓雕塑和皇帝的肖像作为例外留存了下来，比如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拉文纳圣维塔教堂(San Vitale in Ravennna)的镶嵌人物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狄奥多拉。

　　15世纪是肖像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代表了欧洲肖像绘画职业化的开始。在意大利和荷兰，个人肖像首先是以捐赠者的身份出现在宗教绘画中，比如佛莱蒙大师(Master of Flémalle，1375—1444)的《麦洛德祭坛画》(Mérode Altarpiece，约1425年)和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位于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三位一体》(Trinity，约1427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像佛兰德的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95—1441)和意大利的皮萨内洛(Pisanello)这样的艺术家开始创作独立的个人肖像。从这些早期实践开始，16世纪的肖像创作更多样:就像我们在荷尔拜因描绘的《乔治·吉泽》中看到的那样，模特们开始被安排在详细布置的场景中;就像意大利画家布隆齐诺(Bronzino)的贵族肖像那样，全身像取代了半身像成为范式;肖像画的主题越来越多样化，包括宫廷里的小矮人、裁缝和其他商人(明显出现在委拉斯开兹和提香的作品中)，还有君主、朝臣和牧师。

　　对肖像艺术日益浓厚的兴趣可以从16世纪不断增长的肖像艺术理论看出来。弗朗西斯科·德·霍兰达(Francisco de Holanda，1517—1585)1548年的葡萄牙语肖像画论文在1563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代表了对这一流派的首次全面深思。更著名的是意大利的乔瓦尼·保罗·洛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1538—1600)，他在1584年的讨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的专著《关于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论述》(Trattato dell’arte dellapittura,scoltura et architecttura)中，用一整章来讨论肖像画。与此同时在英国，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1547—1619)的《黎明的艺术》(The Arte of Limning)写于1598年到1603年之间，但直到20世纪才出版。在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审查艺术在教堂中的地位时，作为天主教理论和实践修订的一部分，肖像画也成为宗教争论的主题。1582年，博洛尼亚主教加布里埃尔·帕洛蒂(GabrielePaleotti，1522—1597)在他著名的《论述神圣和亵渎的图像》(Discorso intorno alle immagini sacre e profane)中，专门用了一些章节分析肖像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方方面面。

　　伴随着这些变化，肖像专业化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到了16世纪，出现了一些以画肖像为生的艺术家，到了17和18世纪，肖像艺术家已经成了一门职业，随后在美国，出现了在都市之外的城镇和私人宅邸之间旅行并提供服务的流动肖像画家。18和19世纪，许多艺术家通过肖像创作获得声誉和财富。艺术家和模特都意识到在公共展览上展示肖像的宣传价值，而风格大胆、浮夸或能让人洞察主人公性格的肖像可能会恶名远扬。19世纪的许多艺术家，比如美国艺术家托马斯·埃金斯(Thomas Eakins，1844—1916)、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以及法国画家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的肖像画都表现出了这种引人注目的特征。

　　随着肖像画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的实践，被画者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到19世纪末，肖像画家开始更频繁地尝试用新的方法来强调并唤醒主人公的个性、地位或职业。虽然直至今日，传统的、正式的、受委托的肖像画仍然很受欢迎，但是艺术家们也通过创作肖像画来探索自己的心理，表现他们的亲密朋友圈，或者作为艺术风格或目的的宣言。

　　毫无疑问，这种肖像的广泛使用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它的起源更早。然而，另一种普遍的观念是，肖像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现象，而这一点更难反驳。当然，也有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肖像，比如中国，其肖像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的汉朝，或者印度，在那里一种特殊形式的肖像细密画与17世纪的莫卧儿王朝有关。然而，由于肖像画描绘的是特定的人，它的实践往往在个人观念高于集体观念的文化中蓬勃发展。正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7— )所表明的那样，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一个自我意识增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独特的个人身份的概念开始被表述出来。17—18世纪，这些想法被快速发展成传记和自传形式，并且越来越强调对性格和人格的挖掘。19—20世纪，心理学的新发展推动了对个性和人格更深的探索。这一个体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促进了作为重要艺术实践和文化商品的肖像画的蓬勃发展。

　　在许多非欧洲文化中，这种对个人本质的探究要么不存在，要么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发展。例如，非洲部落文化的很多艺术都是以面具为基础的，但面具是程式化的，其功能是描绘人格，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此外，在传统的犹太和文化中，对图像的禁用使得肖像在很大一部分非基督教世界中成为一种禁忌。因此，将特定的身份分配到所描绘的脸和身体上是一种强烈的西方现象。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指出，西方文化中的“面相”(faciality)意味着西方过分关注了脸的能指和脸代表个体所引发的主观上的错觉。因此，个性的概念本身是社会和历史上偶然构建的，而肖像从这一特别的西方观念发展出来，并一步步强化。对世界肖像的研究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在这种性质的书中，它会错误地忽略一系列离散的文化现象(比如对非西方国家肖像画的解释)。因此，这本书主要关注欧洲和北美，在那里，个人身份及其表现的可能性通过肖像画这一艺术门类得到了最充分的探索。

　　虽然肖像画的实践在西方无处不在，但不同国家不同的艺术史和社会政治发展使得肖像画的使用方式和普及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15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同时出现的自主性肖像画中，意大利的艺术家比佛兰德的艺术家更频繁地理想化他们模特的特征。英国和荷兰的肖像画在他们的历史和艺术身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这些国家的肖像画在这本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7世纪，尽管在西班牙、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肖像画的绘制都是为了颂扬君主，但宫廷肖像画的发展趋势在这些国家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