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易倍体育金钱是能让我们去除了天堂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一份护照；同时，它也能向我们提供除了幸福以外的任何东西。
那些和金钱有着暧昧关系的人在听到兰姆颇带讥讽的言辞后，难免会有所悸动。这家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充当先锋，结果因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表现欠佳而差点成了炮灰，之后长期神经衰弱，想来愤世嫉俗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兰姆对金钱的评价还是比较温和的，遥想莎士比亚借泰门之口对金钱所下的诅咒，那简直如同一把利剑刺进了骨头缝里，字里行间无不埋藏着最深刻的仇恨。
真理正如同兰姆与泰门所言的那样，自金钱诞生的那一刻起，它便成为了历史文明的创作者。
金钱在时间的长河里写出了无数颇具启发性的故事，但真正精彩的篇章总是被埋没和忽略，古罗马帝国的分裂与倾覆便是其中之一。这篇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逻辑，很多年后，我们将这种逻辑称为“蝴蝶效应”，可见人类在探索中其实更多的不过是发现和命名，而非发明。
这个故事得从一场独立风波谈起。公元286年，古罗马帝国刚刚经历了“三世纪之乱”，军、民、政、商无不力竭心疲。这时候，一个叫做卡劳修斯的家伙粉墨登场。此公在古罗马史乃至整个欧洲史上都没什么名气，关于他的记载也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但其对古罗马帝国的影响之深远是难以否认的。
回到公元285年，此时的卡劳修斯是古罗马帝国驻扎在布列塔尼亚（即英国，而非现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的舰队指挥官，在其驻军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势力。军阀独立的例子在世界史上并非鲜闻，但这个家伙绝对是独树一帜，无人超越。
那是一个午后的黄昏，戴克里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脸愁苦。身为罗马帝国君主的他，刚刚接到了一份报告，上面大致写着：驻布列塔尼亚舰队指挥官卡劳修斯宣布独立，并自封为王，择日登基。读了这份报告以后，戴克里先心情很复杂，由于卡劳修斯率领的舰队面对敌人总是采取无为策略，再加上他利用职权疯狂敛财，日前令执政官马克西米安正式下令处死这个家伙，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戴克里先决定派个人去和卡劳修斯谈谈，看看这家伙是怎么想的。
而此刻的卡劳修斯正忙于登基事宜，在打了个照面之后，便礼貌地将戴克里先的特使送了回去。相信此公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在登基称帝后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那便是铸币。
古罗马在公元前就已经发生了数次严重通胀，新纪元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其主要货币是铜质的大型硬币，叫做阿斯。古罗马人在经济方面具有的幽默感丝毫不逊于二战时期的意大利军队，阿斯是货币史上的一朵奇葩，为什么这样讲？想象一下，1阿斯=327.45克，这种硬币不能称之为“一枚”，应当称之为“一坨”或“一只”。
到了后来，一方面由于通胀的加剧，另一方面可能是人们无法忍受抱着阿斯去买菜的痛苦，阿斯的体积渐渐变小了，阿斯也渐渐变得不值钱了，因此又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货币。到了卡劳修斯宣布独立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仍是以铜币为主，银币最值钱，因为随着恺撒铸造的“安瑞尔斯”被战争渐渐地消耗殆尽，金币已然成了稀有品种，濒临灭绝。
卡劳修斯铸造了大量的铜币和银币，其大小和现在的金属硬币差不多，没有步阿斯的后尘。当时普通老百姓是以铜币作为主要使用币种的，其市场上流通量非常大，所以卡劳修斯不费吹灰之力便让布列塔尼亚境内的贸易市场一夜之间流通起了他所铸造的这种铜币。在“三世纪之乱”时期，大量外族人的迁入使得罗马帝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但布列塔尼亚沿海地区的贸易市场，却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使得各种需求不断增加，再加上旷日持久的通胀导致物价不断上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渐渐有些不够用了。相信卡劳修斯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下决心迅速铸币的，这个决策收效颇丰，在很短的时间内市场便快速认可了这种印着卡劳修斯头像的钱币。
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拥戴你，你只需在他们所使用的金钱上面印上你的头像，这绝对是个极其正确的方法，卡劳修斯很快在布列塔尼亚获得了百姓的拥戴，这一决策的收效之迅速似乎连他自己都感到了吃惊。他在第二批发行的银币上将图案改成了一个握手的姿势（类似于诺基亚的开机画面）。银币只有在商人手里流通较多，普通百姓很少拥有大量银币，这个举措则暗示着他的心理状态，他需要商人的支持。
正如卡劳修斯所料，在不断地发行印有自己头像的铜币以及带有握手图腾的银币之后，布列塔尼亚下至民众上至富贾皆对卡劳修斯的新政表示出了极大的拥戴。和过去罗马帝国的政治环境相比，独立后的布列塔尼亚似乎成了一片乐土，这给戴克里先收复失地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利用货币公关成功巩固政治地位之后，卡劳修斯发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考验，那就是高通胀率的问题。
古罗马帝国经济通胀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起因和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公元前50年，时任帝国CEO的恺撒为了稳定经济，发行了一种叫做“安瑞尔斯”的金币，其纯度非常高，一经流通，便有效地稳定了国家经济。简单地讲就是人们手里有钱了，而且这个钱很值钱，这就是好的经济形势最具体的表现。
因经济的稳定，公元前50年至公元50年这100年，可以说是古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人一有钱便张狂，东方人一有钱就喜欢关门享受，西方人有钱了则喜欢四处找事儿，古罗马帝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的生活富裕了，觉得闲着无聊，于是开始了长达70年左右的东征西讨，且屡败屡战。这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但问题来了，这仗打到最后，大家都成了穷鬼，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老百姓怨声载道。无奈之下，国王被迫下令停战，开始想办法搞经济。
怎样才能使经济稳定呢？统治阶层开会研究之后决定，将原有货币的金银成分降低，这样老百姓手里就有钱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能得到巩固了，两全其美。于是他们线年左右，由于连续的疯狂稀释，导致货币的含金量连恺撒时期的2‰都不到，其结果是到了卡劳修斯宣布独立的时候，小麦价格已经涨了近200倍。
而且在这场通胀中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物价不断飞涨，但可供的货币却越来越少。这在纸币时代绝对是个悖论，但在金属货币时代却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再怎么稀释，由于连年战乱，各种金属被大量消耗，存量已经不能够维持正常的铸币需求了，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经济面临彻底崩溃。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卡劳修斯若想让自己的执政得到长期巩固，就必须做点什么来遏制通胀。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属下的一位叫做阿勒克图斯的人给他提供了一个建议，效仿罗马帝国，加大货币供应量，稀释含金量。这是个看似愚蠢的建议，但除了这样做，别无他法，于是卡劳修斯开始大量收购货币重新铸造，极力维持着经济车轮不坠入悬崖；在统治了布列塔尼亚7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93年，由于经济崩溃，无力重整军队，最终被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的近卫军首长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击败，可悲的是当初给他出主意的那位幕僚阿勒克图斯在这场战役中出卖了他。
卡劳修斯的故事到此为止，先前所述的其对于古罗马历史的深远影响，有了这个故事作为背景便能得到解释。让镜头对准戴克里先，时间跳回到公元292年，这位改革派国君对帝国政治进行了一次重新构架。这一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拜卡劳修斯的独立风波所赐。从公元286年至公元292年，卡劳修斯的政权足足支撑了7年。假如他在一开始未迅速采取货币公关的策略，按照当时的形势，他的政权恐怕至多支撑7个月。
而如今7年过去了，戴克里先也从“三世纪之乱”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思前想后，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他大胆地将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东罗马与西罗马，各由一名正帝和一名副帝共同统治，史称“四帝共治”。其中西罗马的副帝便是击败卡劳修斯的君士坦提乌斯。
不得不说，“四帝共治”是一项相当冒险的改革。但自此之后，罗马帝国开始渐渐恢复了一丝元气。可是没过几年，“四帝共治”的弊端逐渐显露，将过去的行政系统一分为二，再各设一套副班底，致使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四个官僚集团。这种运作方式导致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而统治层应对这种危机的方式是不断加重税收，加之严重的通胀以及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民怨四起，各地频现农民暴动，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古罗马帝国的根基。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四帝共治”造成的恶劣影响仍无法消除。
通胀使得古罗马帝国日渐萎靡，而“四帝共治”酿成的贻害则注定了这个帝国的倾覆。当我们回头看时会发现，如若不是卡劳修斯的独立，戴克里先恐怕不会有足够的决心和胆量去搞这场改革，那么古罗马帝国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虽然结局是逃不掉的，但轨迹必然会发生改变。
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正是为了看清人类社会最令人敬畏的成就是如何自我毁灭的。
历史学家中总不乏有一些人偏好歌功颂德，独立学者们却往往对此不屑一顾。假如一位帝王功过相当，按照学院派的逻辑，恰是无功无过，等于一辈子什么也没干。但事实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绝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就会使历史失去价值。此外，历史是无法还原细节的，例如今天的希腊人身上是否流着斯拉夫人的血液，这是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该要记取的是什么，历史的经验在于它的逻辑，而非故事本身。
当古罗马帝国因“四帝共治”而产生分裂之后，原本就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愈发地势不可当，再加上官僚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断加重赋税和稀释货币。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西罗马已经不存在经济可言了，政权奄奄一息；东罗马由于地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境遇相对西罗马要好一些，但亦处于绝对的危机之中。
君士坦丁登上皇位之后，为了保住东罗马帝国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废除了“四帝共治”，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一直到他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政权总算是被挽救了下来。但好景不长，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使得罗马帝国再次被一分为二。到了公元526年，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他的侄子，一个叫做查士丁尼（此处往后同名者皆指查士丁尼一世）的家伙登上了皇位。
此公并非昏君，但也绝不算是什么圣君，他的好大喜功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远大过其修订法典的功绩。他的结局是个悲剧，假如人有灵魂的话，这位帝王恐怕做鬼也不会服气，那场大瘟疫在他脑海中留下的问号是他至死都不能看明白的。如果将这段历史制作成幻灯片，让它一一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会发现历史总是会成为金钱的木偶，查士丁尼被狠狠地摆了一道。
很多时候，历史的轨迹就像骨牌，货币则是制造这些骨牌的工程师，同时，第一张骨牌的推倒也往往是由它亲自动手的。
查士丁尼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皇位之后，便开始过起了东征西讨的瘾。此时的东罗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后因其成了帝国之都，故而东罗马帝国亦渐渐地被称作拜占庭帝国。
言归正传，君士坦丁大帝用那些靠经济改革和四处抢劫得来的钱铸了不少名叫索里都斯的金币。这种货币的特点是成色好，含金量高，但起初发行困难，因为很多铸币厂根本无力去铸造它，直到它诞生15年后，由于帝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它才渐渐变成了主流货币，而索里都斯这个名字亦随之成为了保值的同义词。就这一点而言，君士坦丁在经济上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是古罗马帝国唯一一个正确地治理了通胀的皇帝，但注意，这里只是说他治理通胀的办法是正确的，但其最终并未能够成功摘除这颗毒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了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登基之后，由于君士坦丁时代起积累下来的大量索里都斯金币让这位新皇帝对经济有了安全感，于是他不停地东征西讨，大兴土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君士坦丁时期开始渐渐形成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使得帝国经济得以休养生息，但其缺点在于既缺乏奴隶社会冷酷暴力的统治框架，又失去了“四帝共治”时期敏感而严厉的封建式政治结构。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整个帝国在经济管理上处于被动，而且无法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查士丁尼希望自己能够像君士坦丁那样被后人传颂，继位之后便致力于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伟业。但他未曾考虑到帝国脆弱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能力支撑统一大业的完成，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他是失败的。当查士丁尼耗尽国库钱粮最终征服了北非、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部分区域后，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通货膨胀再次爆发。
讲到这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而查士丁尼并没有稀释货币重复发行，所以按照常理推断，应该发生通货紧缩才对，但实际上却出现了通胀，这无疑是物资紧缺加上非法铸币的结果。一方面战争导致了劳动力数量和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物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查士丁尼疯了似的四处征讨，导致拜占庭帝国诸多邻邦受到牵连，一时间大量人口不得不被迫离开被战火烧毁的家园。
这些难民有两个选择，一是往南逃，一部分难民逃到了北非，结果北非也在打仗，大部分人死于战乱，最后有一小部分人命大没有被杀死，越逃越远，到了东非大裂谷，最后还是全部死掉了；另一个选择是往东逃，这一部分难民冒险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迫切需要栖身之所，于是纷纷拿出自己手里全部的金银送给了当地户籍人口，借此换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这一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了拜占庭帝国，自然带来了大量的金银。可是东哥特王国以及北非那些地方的钱币在这里无法使用，于是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非法铸币的作坊，但却无法达到官方钱币的成色，结果一时间市面上流通起了两种钱币，一种是成色好的官方索里都斯，另一种是成色差的民间索里都斯。这让人们产生了恐慌。手里揣着官方金币的人都把金币偷偷藏了起来，于是可供流通的官方金币越来越少，成色差的假币横行，这让索里都斯一夜间出现了大幅贬值。
随着通胀越来越严重，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一次，查士丁尼并没有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采取稀释货币的措施，而是通过加重赋税来增加收益。与此同时，由于版图的扩张使得帝国人口急剧增加，各种贸易也活跃起来，所以当查士丁尼想要通过加大税收来解决军费开支的时候，那些原本从事劳动生产的百姓纷纷放弃耕种生产，跑去做了商人，一时间造成大量田地荒芜。
统治层在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即一方面对经济的管理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缺乏统一而有效的行政程序。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凭这群权贵们的水平也铁定只有惊慌失措的份儿。惶恐之余，这群傻帽儿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贸易上的税收。由此可见，称这群人是傻帽并不为过。
接下来是这段故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贸易税收大幅增加之后，小农经济自由散漫的特性便很快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站在商人的立场，同样的商品，一个月前卖1索里都斯，自己可以赚0.2索里都斯，可一个月后由于税负的突然暴增加上从未止步的通胀，就只能赚到0.05索里都斯了。这样一来，商人们将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主要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没过几天好日子的老百姓又再次陷入了经济恐慌中。
货币是经济天平的砝码，它总喜欢充当经济危机的马前卒，但同时亦常常扮演所谓“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商人们哄抬物价，相对的，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时候，来自东方的商人带着大量的货物到达地中海，他们中间比较聪明的家伙发现，这个地方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如果用同样的商品，在这里能够交易到更多的金币，回去之后再将金币融解重新铸造，那将会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
于是，这些家伙开始廉价（相对拜占庭本土物价）抛售各类商品，一时间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这种贸易热潮很快就蔓延至君士坦丁堡，统治层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一定程度上有效挽救了经济局面，并且那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亦令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权贵们纷纷掏腰包大量收购丝绸、瓷器、马尾琴等奢侈品，宫廷里一时间添了许多类似于蛐蛐罐儿的物件。
当时印度人的卫生意识不强，从以下事件中就足以得到印证。公元541年，一艘由印度驶来的商船到达埃及（这里指古埃及），船上载满了各色新奇的货物。这些商人来自遥远的东方，他们听闻去过的人讲，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就可以赚到最多的钱，于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希望能顺利将最值钱的东西运到君士坦丁堡。
可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艘商船在运载了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按照现在的研究，这群不速之客应该叫做鼠疫。它们在埃及攻城略地之后，一路向北，随着尼罗河开赴到地中海，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而拜占庭的权贵们还在殷勤期待着来自遥远东方的稀世珍宝，所谓乐极生悲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场瘟疫的杀伤力令人震惊，在瘟疫暴发一个月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用来掩埋尸体了。查士丁尼下令将一些塔楼建筑上面的尖顶砸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去，结果不到一周时间，塔楼也给填满了，后来无奈之下只能用船运到远海然后沉掉。结果由于海滩的尸体不断增加，竟然出现了大船被尸体搁浅的状况，现在想来令人不寒而栗。
在瘟疫暴发后，查士丁尼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急救措施，例如开仓放粮，缩减教师以及公务员的工资等。但由于疫情太过严重，这些措施虽然正确，却仍未起到明显的作用。在疫情暴发后一年，死亡人数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因为拜占庭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疫情导致田地荒芜，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这和统治阶层加重赋税造成的田地荒芜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是带有幽默感的短期和局部性影响，前者则是真正的大范围荒芜。
当下一个秋天来临时，全国几乎80％的耕地颗粒无收。如果这个时候东哥特王国（即意大利及克罗地亚一带）的残党前来复仇的话，那么拜占庭帝国只能坐等被灭。但要知道，病毒旅行是不需要签证的，因而敌人并未能够得逞，这恐怕是查士丁尼唯一感到欣慰的。
钱没赚到，奢侈品也没等来，整个帝国却险些被摧毁，这让查士丁尼欲哭无泪。这场瘟疫过后，查士丁尼便信奉了上帝，直到他去世。当这位伟大的帝王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的老百姓纷纷表示庆贺，喜悦的丧钟让这具余温尚存的遗体曾经自以为是的伟大顿然坍陷。
瘟疫的肆虐使拜占庭帝国滑向了衰亡的边缘，而在那些被查士丁尼耗尽国力勉强收复回来的疆土上，不同民族的人也开始纷纷闹起独立。瘟疫过去了，通胀和战乱又将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这个时候，教会成了老百姓的唯一寄托，在拜占庭政权走向没落的同时，教会顺势崛起，欧洲正式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史笔是埋葬真相最卑劣且最有效的手段。汤因比认为一些历史学家被政治势力所控制，他们在政治博弈中以百科全书的姿态出现，为政客们所利用。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则陷于自己的主观情结中难以自拔，从希罗多德到布劳岱尔，都难以做到不带立场，相对而言费弗尔与布洛克的早期年鉴学派似乎更为严谨一些。
移动时间的坐标，让我们重新回到公元750年。由于查士丁尼瘟疫导致拜占庭帝国开始衰落，而与此同时，在当初被查士丁尼所征服的东哥特王国的土地上，日耳曼民族的伦巴第人开始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并成功占领了这片区域。这是一个疯狂的民族，他们为了得到这块土地，在过去的183年里陆陆续续地不断发起进攻，这次终于达成心愿，将拜占庭势力彻底逐出。
伦巴第人只不过是一群原本生活在黑海沿岸的游牧部落而已，假如没有暴发那场可怕的瘟疫，那么这个部落的战斗力与拜占庭帝国相比如同大象眼中的一条草蛇。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事实摆在眼前，拜占庭帝国丢失了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土，这使得意大利的罗马教会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之后若干年，拜占庭君主利奥三世为了剥夺教会权贵们的财富而发动了“破坏神像运动”，导致罗马教会与拜占庭帝国的彻底决裂。之后，罗马教会为了不被伦巴第人消灭，教皇斯蒂芬三世翻过阿尔卑斯山，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即后来建立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
丕平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法兰克国王，向前来求助的罗马教会提出以承认自己的名份为条件，出兵攻打伦巴第人。双方都觉得自己讨了便宜，于是协议顺利达成。丕平将伦巴第人赶出意大利之后，脑子一热将得来的土地全都送给了罗马教会，这让罗马教会有了与拜占庭分庭抗礼的基础，罗马教会正式独立成为教皇国。
教皇国的成立使意大利成为了基督教重镇。教会势力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但这股势力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极大的灾难，重点在于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后果时至今日令我们欲哭无泪。当你听罢这个故事，无论你感到多么无奈和不可思议，你都只能选择接受，我们正在品尝着这枚苦果。
公元1095年冬初，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随之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史料里有这样一句话：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对东征持肯定的态度，而在事实面前，这种评论则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一个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存在着逻辑的。到现在为止，多数人仍然认为东征是宗教冲突，这是惰于思考的结果。你信上帝我不信，你就要杀我，这种逻辑是怎么讲都讲不通的。一个卫道士发疯还可以理解，十万人跟着一起发疯？而且是以流血为代价的发疯，这绝不可能仅仅是单纯的卫道。
整件事情得从公元8世纪谈起。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阿拉伯人的足迹遍布东西方，商道绵长。他们在东瀛收购玳瑁和玛瑙，又在中国收购丝瓷和茶叶，通过与中国建立贸易往来而使丝绸之路再次繁荣，将东南亚的海珍和唐朝的丝瓷等货运至地中海，然后卖给罗马帝国，其势力之大可想而知。
时值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时代，由于国家财富的大量积累和海陆贸易的不断扩张，阿巴斯王朝的皇帝拉希德哈里发出于安全问题考虑，将赛尔柱突厥人收编麾下作为护卫军，用以保护商船与财产。这是这位开创阿拉伯帝国鼎盛时代的伟大帝王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公元1040年，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分裂，这支原本用于保卫国家财产的军队搞起了篡权，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之后它的势力不断扩大，并占领了小亚细亚。在塞尔柱帝国占踞小亚细亚之后，罗马教廷四处散布谣言，称塞尔柱人如何如何迫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云云，挑起了与教的冲突。事实上，塞尔柱人并未做过这些坏事，由于塞尔柱帝国的势力不断扩张，导致他们内部夺权冲突频发，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现在有许多人对古罗马时代充满神往，脑子里浮现的是华丽的建筑与浪漫的骑士等，事实上这一切都只存在于小说和电影里。仅11世纪100年里，原法兰克一带就有27个年头颗粒无收，饥荒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达7年之久，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11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由于常年的兵荒马乱和经济萧条，导致大量骑士贵族破产。因为骑士是没有领地的贵族，所以经济崩溃导致了他们成为第一批倒霉虫。
这些破产了的骑士劣性不改，仍然幻想着过去穷奢极欲的生活，渴慕着那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于是他们开始合起伙来打家劫舍，烧杀抢掠。为了得到金钱，这些人除了好事之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经济萧条，老百姓也穷，就在这帮骑士苦恼万分之际，塞尔柱帝国宣布要攻占君士坦丁堡，这让时任拜占庭君主的阿里科修斯眼前一黑，差点厥过气儿去。
无奈之下阿里科修斯只得跑去向罗马教皇求助，罗马教皇一听，心想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便答应出兵援助。到这里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称以上帝之名招募军队，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一时间，那些渴望发财的穷酸老百姓和失去理智的骑士纷纷前来应征。教廷给每一位应征的人都配发了一枚十字架，并举行誓师大会。自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正式拉开帷幕。
自中世纪起的阿拉伯帝国与后来的塞尔柱帝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生产和运输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包括当时的中国、日本，也都是以这类经济为主导。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劳动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防止被淘汰，不得不在效率、成本和质量上下工夫，间接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创新。但是对于一些人而言，这种经济模式是其无法涉足的，因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拥有稳定的生产场所，充沛的生产资料以及强大的军队，前两者是生产力的保障，后者则是利益不受侵害的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自查士丁尼瘟疫暴发至文艺复兴之前，整个欧洲基本上处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状态里，加之教廷为巩固统治，用各种谬论不断地荼毒人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批人从理论上讲是很有可能被淘汰的，但上天的安排往往令世人难以琢磨，这群人经过几百年漫长的进化，逐渐拥有了极高的智商，用以填补其他方面的不足，这一批人便是犹太人。
到这里，你也许会认为上面的铺垫过于冗长乏味，但这如同舞台艺术那样，如若没有台下漫长而乏善可陈的磨练作为铺垫，观众就无法看到舞台上最为精彩的那一瞬间。
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与塞尔柱帝国拥有自己的领土、资源以及军队，但犹太人却什么也没有。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无法像前者那样依靠实体贸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于是他们渐渐对金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风险的计算，犹太人清楚看到了这一点。自古罗马分治之后，经济动荡不安，他们中间比较聪明的家伙便开始在权贵与平民之间游走，用那些在东西方贸易中做中间商得来的钱开始放贷，利用贵族的贪欲和平民的刚性需求赚取利息。
自巴比伦王朝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就一直处于弱势。“大疏散”之后，只有查理大帝愿意收留他们，这使得许多犹太人得以在莱茵河沿岸聚集，有了相对稳定的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但仍处于流亡的境遇。虽然欧洲大部分区域“排犹”历史悠久，但真正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迫害则是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的。在教皇发动第一次东征前夕，一个叫做“隐士彼得”的家伙就已经率领了一群想发财的乌合之众沿着东征的反方向开始了劫掠征途。
由于军费开支难以解决，他们便瞄准了与自己一水相隔的犹太人。为了抢夺犹太商人的财产而杀害了大量犹太人，这让在德国伏姆斯的犹太人有了大难临头的预感，于是四处寻求庇护。恰逢此时，当地的基督教会主动出面向犹太人承诺将给予其安全，于是周边地区无数犹太人怀着感激之情迁入了伏姆斯基督教会的势力范围内，之后发生的事情，让这次小规模的迁徙成了犹太人最后的信任。
十字军来了之后，伏姆斯教会非但未能履行当初的约定，反而逼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们深知这不可能时，故而有了合适的杀人借口，结果不出意外，无数拒绝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被杀害。自这一刻起，犹太人处在了绝对的危机当中，如何生存下去，将是这个民族的第一命题。
从经济逻辑上分析，犹太人在东征期间遭遇迫害是在所难免的。十字军的主要构成人员以穷人居多，这些人大都是恶棍无赖以及将要活不下去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犹太商的债务人。如果你想将自己的债务一笔勾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债权人消失，所以犹太人成了东征的牺牲品。东征期间教廷还曾颁布法令：凡是欠犹太人钱的人，只要加入十字军，则债务一律赦免。
最令人发指的是公元1099年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的血腥屠杀。这年7月15日的黄昏，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对城里的犹太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三万余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随之一炬的还有大量的借贷契约，这让耶路撒冷的诸多商人和平民得到了解脱，不少人欢呼着品尝这份胜利的喜悦。
在东征期间，意大利商人给予了十字军大量的补给，他们鼓励十字军将犹太人赶出欧洲，以便吞噬其商业贸易。自此之后犹太人元气大伤，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蛰伏了500余年之后，他们复国的意志非但未曾磨灭，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深沉，这一点从《出埃及记》中便可洞悉。
以货币为矛，以金融为盾，进时可攻，退时可守。我不知道是谁最早想出这么个主意的，利用货币和金融来控制一个国家。犹太人中比较聪明的一些家伙发明了这种游戏，这与古希腊“六一农”时期的金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后者是为了敛财，前者则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但两者所利用的条件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的贪婪与自私！
当一群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为了防止被迫害，不得不想出种种办法来保全自己。经过思考之后，他们选择了用金融来保护自己。先前向贵族、商人以及平民放贷而遭到屠杀的结局显示这条路行不通，那么怎样做才能行得通呢？最后，犹太人中间那些异常聪明的家伙们想到了一个词语，用现在的话讲叫做“permeate”，渗透。
他们开始变得自私、吝啬、趋炎附势，通过各种手段接触到欧洲各国的权贵乃至君主，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操作。这种经济活动与之前相比，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他们清楚地知道过去那种商业模式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因为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所以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渗入到各国统治层内部进行游说，向权贵们展示各种金融工具，从而燃起他们贪婪的本性。
“用你的钱，为你赚钱！”成了犹太人的口头禅，他们告诉国王，你只要出一点点钱，我们用一些手段操作之后，你就能获得1.3倍的财富，而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中间费以及您的保护！国王一听，觉得很划算，于是便点头答应了，犹太人的金融王国从这一刻起，便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
今天我们总在议论犹太人的经商头脑，并试图寻找他们智慧的来源，但当你读懂这段历史之后，你会发现犹太人的智慧是我们无法领悟的，那种经历了千年苦难而酝酿出的生存哲学并非简单的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在仇恨与无奈的逼迫下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他们从那时起，便开始费心钻研经济与金融，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赚取利润，从而得到一个栖身之所。
这使得犹太人对经济金融的领悟远远超出世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而其操作手段是维护他们生存权利的根本所在，因此外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得到这份秘籍。他们当中掌握这些秘籍的大家族以代代相传的方式将它传于后人，甚至为了保护它而选择近亲结婚，被马克思誉为皇冠明珠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是最典型的例子，神秘与辉煌的背后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隐隐发颤的身影。
当我们跨越历史长河去审视这一切，会发现十字军的九次东征对欧陆、北非及西亚地区所造成的全部灾难与影响都不及逐杀犹太人之过。假借上帝之名进行的杀戮给一个拥有可怕头脑的民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的后代在几百年后席卷世界财富。此时此刻，就在华尔街，这些自私冷酷的家伙们控制着我们的食物、能源以及我们手里的货币。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一切都被他们所掌控，千万别指望他们的怜悯，祖先的阴影无须借助任何文字或语言来传承，那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烙印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心里。
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人看来，循规蹈矩以及好几世代留传下来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
自从约翰国王签下《大》之后，欧洲人开始普遍遵从一个逻辑：人生来是无罪的，除非有证据证明他有罪。这在现在的许多人看来似乎很滑稽，因为我们自认为这是天然的法则，从未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遵循过它。君子与强盗之间仅仅隔着一层轻纱，区别在于弱者的财富是否被曝光。
在欧洲百年战争①结束的那一刻，西方各国权力的重新分配随即尘埃落定。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传统的封建制度，为原始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但这种土壤并非指某种充沛的条件，而是指资源的匮乏。越是空虚就越需要补充实力，相信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从单纯的资本流通与市场贸易转变为靠掠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步，西班牙便是当中的先驱者。
当一个国家以黄金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这就意味着它的经济扩张极有可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西班牙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近两百年战争，将摩尔人从利比里亚半岛赶走之后，这个被冠以“统一”称谓的欧洲强国实际上正面临国库空虚、甲兵老旧的尴尬局面。
再加上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及巴尔干、小亚细亚一带之后，在这些地方无法无天，常常掠夺来往商队的钱财和货物，并在政策上强制向过往的商品收取苛刻的税收，导致欧洲市场上来自东方的商品价格飞涨。而欧洲的商品亦难运至东方，从经济角度上讲，奥斯曼帝国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是扼住了东西方贸易的咽喉。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室不由想起了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那本畅销书。书里描写关于东方财富的篇章令人心动，记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此国拥有黄金，其数量无限，君主有一宫殿，屋顶皆用精金锻造”。这一段应该写的是中国皇宫上面的明黄琉璃瓦，另有一说是日本，但那个时候日本处于镰仓幕府时代，兵荒马乱的应该没有这么大排场。
无论实际如何，欧洲人对黄金一说始终深信不疑。因为葡萄牙在非洲的贸易让全欧洲的人都红了眼，1481年登基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开始全力贯彻恩里克王子的遗志，积极拓展好望角向东的航线。唇齿相邻的西班牙对此既嫉妒又无奈，伊莎贝尔女王亦隐隐感到了一种危机的存在。由于欧洲的黄金储量非常少，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伊莎贝尔女王召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生于意大利，曾在葡萄牙宣传自己的航海计划，但却一直饱受冷眼，因为他的航海计划与恩里克王子制定的战略背道而驰，所以在葡萄牙混得十分落魄，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这句话放在哥伦布身上亦十分贴切。哥伦布的西航计划在当时引起了权贵阶层的争议，朝野里有不少人认为从西航行寻找东方是痴人说梦的无稽之谈，而最终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哥伦布的，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她是个伟大的女人，领导建立了西班牙的独立。她一生做出的所有决策中，仅有一次是失败的，那就是驱逐了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以及摩尔人残部，前者令西班牙经济损失惨重，后者则在日后成了强盛一时的海盗集团，令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后患无穷。
哥伦布在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后，兴奋异常，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在公元1492年8月3日的清晨，天还未亮便扬帆起航，开始了他的寻找中国之旅。在几百年后，人们赞颂着这位伟大航海家的卓著功勋，这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和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所应当赢得的赞美。
公元1493年的3月15日，人类历史从这一刻起将进入一个崭新且充满未知的时代。10月12日，当历经千难万险最终看到陆地时，船上那些陷入崩溃边缘的水手们欣喜若狂。这一刻，就连哥伦布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误打误撞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登陆美洲之后，一行人发现了玉米等重要农作物，并将烟草带回了西班牙。西班牙人学抽烟特别快，他们使烟草迅速风靡世界，导致现在全球每年有约500万人因吸烟死去。
在哥伦布开辟新航线的背景下，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应运而生，但问题亦随之而来。当时的欧洲普遍流通的是金币与银币，随着重商主义的诞生，金银被认为是财富与能量的代名词。这一时期的人将商业活动看做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人得到就意味着有人失去，所以商业贸易在欧洲人眼里成了一场慢性而持久的战争。西班牙开辟新航线之后，开始考虑如何将美洲的财富据为己有。
到了16世纪，欧洲原始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启蒙阶段，但这个时候非洲、北亚以及新发现的美洲大陆还处在相对原始的社会阶段，这种状态下，要开拓欧洲地区以外的国际贸易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麻烦，那就是货币的流通问题。西班牙人的金币在墨西哥一带是无法流通的，并且西班牙人也不会傻到用金银去做贸易，因为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得到金银。在贸易往来缺乏既定交易介质的情况下，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被重新启用。而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大，将一船船的货物运至美洲交换则显得效率低下。这个时候，西班牙人渐渐回过神来，发现美洲土著的战斗力实在是非常弱，如果改以炮舰为前导直接进行掠夺，那么贸易流通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在评估了各项风险之后，西班牙对美洲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殖民战争，洗劫了大量的香料等货物运回欧洲。当西班牙人看到一船船的值钱物资从帕洛斯海港卸下来时，他们的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权贵阶层对哥伦布航海的壮举给予了极大的赞赏，而实际受益人则是伊莎贝尔。由于她当初的坚定，这个女人在权贵阶层再一次建立了非常高的威信。
从美洲得到的物资以及这些物资所带来的贸易收益，有效地刺激了西班牙的经济，但随之便出现了三个麻烦：一、由于注册白银和注册黄金的大量流入，使得货币秩序被严重打乱，金银比价与货币购买力的函数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杂乱无章的态势；二、在美洲的地盘不断扩张，原材料的生产和运输量不断增大，出现了劳动力紧缺的局面，愿意移民去那边从事劳动生产的欧洲人少之又少，这让统治阶层十分苦恼；三、随着西班牙与中美洲之间海上运输越来越频繁，保护航线和船队成了一个重要议题，运载大量值钱物资的船只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行驶上千海里，这换谁都会心惊肉跳。
由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下面三个事件的发生：一、货币制度重新拟定，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化；二、美洲的劳动力稀缺导致了黑奴贸易的兴起，欧洲人开始对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与奴役；三、伊莎贝尔之子腓力二世成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卫队，后命名为“无敌舰队”，成为西班牙海上霸权的象征。
自此，西班牙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侵略，势力不断扩张，一时间与葡萄牙并列成为欧洲海上贸易的霸权国。王公贵族们各个笑逐颜开，政客们在海港边高谈阔论，似乎整个国家都笼罩在珠光宝气之中。但在对殖民地的管理方面，却充分暴露出了这帮人的野蛮与愚昧。一味强取豪夺、横征暴敛，缺乏发展战略的谋划，导致美洲殖民地一时间成了人间地狱。
西班牙权贵只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将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运到本土，从未想过如何发展殖民地的经济与工业，从这一点上便可以断定西班牙在不久的未来必定走向衰败，因为同时期的葡萄牙与荷兰亦致力于殖民扩张，并勤于改革，而英国此时虽然渺小，但统治阶层思想先进，这是一个类似于市盈率的命题。上兵伐谋，西班牙的衰败从这时起便已注定。
当我们回首历史，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跟西班牙权贵相比，哥伦布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航海家，他的一生最值得赞美的并不是他的航海成就，而是他的单纯。
当一个人能够在惊涛骇浪之中与风暴搏斗，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朝着那片未知的领域航行，这种勇气和毅力的背后，相信不仅仅是满地黄金的幻城，应该还存在着一份对自己梦想的忠诚，这也是我们日渐缺乏的精神。
在这个故事里，格外值得一提的是货币理论方面的问题。假如你想将那些隐藏在现代货币中的把戏看穿，那么你首先得学会勤快，多翻一翻货币的案底，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刽子手，它的案底摞起来恐怕比帝国大厦的塔尖还要高，而其中那段对现代货币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篇章，便是从16世纪资本主义启蒙阶段开始书写的。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金属货币在贵金属比价与法定面值之间存在的问题，这是读懂现代货币的第一步。
在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西方资本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随着市场的进步，金属货币的问题日益突出，一种商品存在两种价格，而金币和银币之间没有法定的比率。也就是说，金属币的价值完全来自于金属自身的价值，以质量大小来衡量其购买力。例如当日金银比率为1∶10，而1枚金币的质量是5克，1枚银币的质量也是5克，这时候假设你要出售一只珐琅彩烟斗，价格是1枚金币的线枚银币一样能买得到。
这种交易方式虽然公平合理，但随着贸易的不断增大和殖民的不断扩张，金银比价的波动也越来越频繁，到了资本发展的高潮阶段，往往前一天的金银比价到了第二天就会出现波动，这个时候对于买卖双方而言就非常痛苦。
对于卖家而言，金币升值的时候商品价格便以金币为基准，银币升值则以银币为基准，而汇价的频繁波动使得卖家难以决策；对于买家而言，亦不知道下一秒应该用金币支付还是用银币支付，从而陷入苦恼之中。
假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贸易市场会渐渐形成类似于金融市场的形态，大家开始在贵金属的升值与贬值上做文章，各种商品包括货币本身极易出现价格泡沫，导致市场难以稳定健康地发展。这时候，为了稳定市场，欧洲一些国家便开始制定各种货币制度。最终得到市场认可的，便是之后许多国家长期采用的银本位制与复本位制。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混战局面的渐渐平息，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频繁。无论国家将哪一种金属货币作为本位币，都无法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的平行流通，这使得国际贸易的结算出现了平行本位制下的价格动荡。
金属货币的制度革新主要凸显在货币比价的确定上。政府规定货币的比价，使其不因市场上金银比价的变动而变动，无论金银比价怎样变化，你手里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硬币都有其固定的比价，这样便有效地解决了价格波动，使市场得以稳定。但这种制度的优点也就仅限于此了，其缺点是为统治阶层提供了满足其贪婪的渠道。
在商人企业家协会成立宣言上，达德利公爵信誓旦旦地说要振兴伦敦的经济，巩固国家的建设云云。“让这些话见鬼去吧，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底下众人的眼里似乎已经看到了璀璨的黄金之路。
达德利公爵和其他与会的商人们一再强调着这一点。西班牙在阿兹台克得到的丰厚战利品令他们垂涎三尺，寝食难安的皇室也迫切需要足够的黄金来振兴伦敦商业。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约翰和卡博特开始制定计划，西班牙人是不会傻到让伦敦人登陆美洲土地的，那么只有去东方，找中国！虽然连哥伦布都未能找到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国，但每当想到黄金铺就的街道，玉石砌成的王宫，任何人都无法抵挡这样的诱惑，协会里一些患有狂想症的成员甚至积极地提供了如何令船只超载而不至于沉没的方法，仿佛如山的金砖就在那里等候着你去搬运。
时值大不列颠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对足值货币的渴望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但在北爱尔兰，民众、商人与权贵对黄金的想法是有一些差别的。民众需要更多的钱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商人们则希望经济好转，从而赚取更多的货币，权贵阶层的想法则是单纯地拥有黄金，然后将整块的黄金铸成硬币。如果能有大量足值的金币流入市场，就能够使市场再次繁荣，贸易额的增大意味着税收也会有所提高，同时这也是解决通胀问题的好方法。话说回来，通胀似乎像是一个枉死在午夜的冤鬼，总是阴魂不散。
在以贵金属为通货介质的时代，统治阶层在货币问题上所做出的决策超过九成都带有亡羊补牢的性质，总是在一个问题恶化之后，再通过表面现象来寻找解决措施，这在货币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正因如此，通胀成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符号。
商业革命、价格革命与重商主义如同三支燃烧着的火把，在欧洲大陆借助资本主义的风潮开始呈现燎原之势。16世纪初，亨利八世这个傻帽儿为了赚钱养活自己的军队，在英国施行铸币税，引起重商主义派的口诛笔伐。他们中的某位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文献，名字叫做《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这份文献的作者是谁无法确定，但如果放在今天，此君恐怕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英国货币问题，可归纳为：双本位制下的货币信用问题与平行本位制下的价格动荡问题及其所带来的投机浪潮严重威胁到了经济的稳定（这种概括与当时的主观货币制度存在冲突，当时官方主观认定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但客观流通状况却介于双本位与平行本位之间，动荡不定）。在这种动荡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货币问题成了英国转型的关键。
在1201年至1492年之间英国共有6次大规模的铸币，1492年至1599年间共有10次大规模的铸币。从铸币的次数上不难看出，新航线的开辟对货币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价格革命。
大量贵金属流入欧洲市场导致物价飞涨，随之便发生了一系列的货币造假事件，导致各国不断重铸货币。统治阶层用尽浑身解数防止货币造假，但其自身行为却与造假无异。亨利八世的“铸币税”便是极具代表性的造假活动之一，它规定在额定的硬币价值上添加一个溢价，迫使铸币工厂不得不选择在贵金属总量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加大货币的单位发行量，但越是加大单位发行量，则单位溢价倍数越高。用克扣下来的贵金属应付溢价之后，能否有盈余成了铸币厂决定是否停止铸币的关键标准。所以在这种政策下，除非欧洲的冶金师都能点石成金，否则货币信用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由于物价持续飞涨，军队与权贵的开支不得不开始紧缩，但不停地缩小开支终归不是办法，于是亨利八世再次萌生铸币的念头。这种行为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继续降低货币的成色，但这次却遭到了商界人士以及部分贵族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亨利八世的铸币行为与卡劳修斯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平行本位制下，卡劳修斯的铸币是由于贵金属的稀缺。因此在市场规律下，成色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会被自然忽略，只剩下贵金属种类之间比价的问题，商品价格的浮动另一方面亦取决于商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
在那个商品与货币同时稀缺的时代，卡劳修斯的铸币能够赢得威信是符合逻辑的，而亨利八世的铸币则会酝酿出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货币体系下，当成色较低的货币在市场上与足值货币同时流通的时候（即劣币与良币同时流通），规定货币的面额和比价会导致成色好的硬币被持有者用来熔成金属块，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卖掉，则可大赚一笔。
道理很简单，例如当日的金银比价为1∶15，而金币与银币的比价被规定是1∶10。假如你手里有足值的金币，当它是金币时可以换10个银币，但当你将它熔成金块之后，拿到市场上就能卖15个银币，再用其中10个银币去买一枚足值的金币，这样往复循环下去，只要你不嫌麻烦，你就可以坐收渔利。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市场上足值的货币就会渐渐消失，劣质货币大量流通，这就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亦称作“劣币驱逐良币”。
事实上，这个规律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人发现了，阿里斯托芬便是先觉者之一。然而他与格雷欣一样，都未能准确地给出这种规律的概念，但至少说明金属货币在诞生之初便存在这种规律，这可以被理解为金属货币的流通属性。
达德利公爵的发言为我们揭示出的不仅仅是贪婪，更是一种自我思考。当人们在混乱的经济体中想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除此以外别无它法，单靠不断铸币是行不通的。当所有人都能够清楚看到一个货币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时，说明整个体系已经病入膏肓；当造血停止，不断稀释血液只会加速死亡，只有创造新的增长点才能带来新鲜的血液。
由于铸币的想法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亨利八世开始考虑商人企业家协会的提案，于是有了英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航海行动。在公元1553年5月的一天，三艘大船沿着卡博特等人制定的东北航线开始航行，这是为了绕过南边的西班牙人而专门制定的航线。船上的重要成员威洛比和虔塞勒都是有经验的老航海员了，但此刻两人还是显得异常兴奋，虔塞勒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他会为欧洲历史的前进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威洛比则不会想到：不久之后他会与自己的船员们在冰天雪地里祈祷并被上帝拥入怀抱。
这次航行的惨烈程度恐怕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最为严重的。船队在泰晤士河流域的入海口因恶劣天气而走散，威洛比领航的旗舰号与另一艘船一起被困在了俄罗斯海域。包括威洛比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冻死在船上，船只以及他们的遗体差不多一年之后才被俄罗斯白海沿岸的居民们发现。相比较而言，虔塞勒则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并未如愿到达中国，但当他从俄国海岸登陆之后，以相当惊人的毅力踩着雪橇跋涉了上千公里走到了莫斯科城。
当身为莫斯科大公的伊凡四世听闻有英国商人来到莫斯科城，他决定亲自接见他们。虔塞勒听闻大公召见，受宠若惊，但相信这群英国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为欧洲史添了一笔浓墨，为日后那场长达25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而这群报幕员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到中国的大街上挖黄金或者拆屋顶，这想法单纯到不能再单纯，亦天真到无法再天真。
虔塞勒打着如意算盘，从伊凡四世的地盘上用羽毛笔墨水瓶之类的玩意儿换取了大量的貂皮、熊皮、熊胆和一种奇怪的石头。英国佬认不出那玩意儿是什么，但凭直觉认为那应该是值钱货色，不过也没敢多要。伊凡四世则认为，人家费尽千辛万苦开辟了航线，有必要给予人家一些相应的回报，便将那堆怪石头当做赠品送给了英国佬。就这一点而言，伊凡雷帝还是蛮厚道的。
之后，他派人将虔塞勒护送回英国，还往伦敦派驻了一名大使，积极地游说伦敦贵族与俄国通商。贵族和商人们想要的是金子，而俄罗斯的金矿与美洲、非洲相比则少的可怜，虽然伊凡雷帝看金子看得很紧，但也给了他们许多值钱的貂皮水晶等。回头看当时的情况，不得不怀疑伟大英明的伊凡四世是存心想喂饱这群英国佬，好让自己的势力从东欧扩展到西欧。至于那堆怪石头，后来的人们将它称作紫金。
当伦敦那些一脸虚伪相的贵族们得知“慈善号”带回了满满一船的貂皮等物品凯旋而归时，纷纷表示愿意赞助商人企业家协会的再次出航。贵族群体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隆重的会议，将商人企业家协会正式更名为莫斯科公司。其情其景犹如一群铁公鸡在一间屋子里集体拔毛，但由于这群铁公鸡的慷慨献毛，很大程度上使英国航海的黄金时代提前到来。此时的伊凡四世积极向英国提供欧洲东北海域以及北冰洋的地理资料，他心里面打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英国向西欧拓展业务，并没有跟风打中国的主意。在否定了蒙古人的恺撒称呼后，他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欧洲。
莫斯科公司的成立从动机上讲与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英国和西班牙在这方面惊人相似：一有机会便企图进行疯狂的掠夺与殖民。莫斯科公司从伊凡雷帝手里得到了英国与莫斯科之间贸易往来的特许之后，伊丽莎白蹦得老高老高，开始积极鼓励海盗事业。她认为强大的海军都是由海盗演变来的，而西班牙就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大最坏最的海盗头目，但正是这种和贪婪，让西班牙得以称霸一方。看着西班牙将一船又一船的值钱货色卸到码头上，沉浸在羡慕嫉妒恨里的英国佬们一致认为要向他们学习并看齐。
跟西欧那些强盗民族相比，俄罗斯人则略显可爱。西班牙的国策可以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抢劫和寻找下一个抢劫的目标。而伊凡雷帝终其一生不停重复的也只有两件事，那就是杀人和为杀人辩护。神奇的是，他竟然通过这种方式让俄罗斯变得强大了起来。虽然最终他所建立的沙皇俄国被庶民推翻，但从他本人用貂皮换一堆羽毛和玻璃瓶的做法上看，他还算是个正直的家伙，起码做到了问心无愧，别以为他真的看不出羽毛笔与貂皮宝石孰轻孰重。
赎罪券是一种宗教证券。在马丁·路德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赎罪券被教会用来敛财。教皇的意思是，罪民们只要用钱敲击募捐箱，就能得到赎罪券，这样就可以免去上帝的惩罚，死后灵魂便能够上天堂；按照教条的说法，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在这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人去教会排队，用硬币兑换赎罪券。
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灵魂的圣洁可以用金钱买到。也许很多现代人对此嗤之以鼻，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那些乡下的寡妇们常常会做一些令人奇怪的事情，例如去寺院里花钱捐一道门槛，意在让那道门槛代替自己被人践踏，为自己赎罪。这与中世纪欧洲的赎罪券如出一辙，同样是花钱买灵魂的圣洁的行为。
表面上看，买赎罪券和在庙里捐门槛同属宗教信仰所致，但实际上，仔细分析后你会发现，这些根本与宗教毫无关联，人们之所以会去购买赎罪券或购买所谓的门槛，并不是因为对的信仰，而是出自对金钱的信赖。人们是这样想的，我已经花了钱了，多少会有点效果吧！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本原因是过去上千年里统治者们的贪婪。
例如赎罪券，从古罗马甚至古希腊时起，西方统治者们为了应付连年的征战，消耗大量的金银，加之私欲膨胀，常常会将国家货币稀释重铸，降低成色，这种行为几乎贯穿于金属货币的整个历史。货币体系常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手里有一点点钱的人要比一贫如洗的人更加恐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钱该怎么使用，究竟是用来花还是用来储藏，说不定明天这些钱就会贬值。
这种金钱所带来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对金钱产生了极大的依恋，因此当教廷为十字军东征募资时，许多本来对上帝还有些虔诚的人们在花钱买了赎罪券之后，信仰对象便在不经意间变成了金钱，不管金钱是否能够打动上帝，总之花了这份钱心里就安生了许多。这种建立在自私、无知以及恐惧基础上的惯性思维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