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浦熙修的战时新闻报道注重自我表达，文风具有交流感和亲和力。她主要在事实探索、信息组织、态度表达等方面，将记者的身影深度融合于新闻文本，以个体的独特性赋予了新闻独特性。全媒体时代，这种报道风格能启发我们思考并重视人在新闻采写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浦熙修是中国新闻史上有名的进步记者，被誉为“敢于披坚执锐，敢于短兵相接的新闻战士”，与彭子冈、杨刚合称为后方新闻界的“三剑客”。其报道文风尤其是战时新闻热情洋溢、爱憎分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她本人的采访活动及个人态度常出现在其作品中（以下简称“自我表达”），部分报道读来甚至有如日记，自然亲切，如临其境。本文围绕浦熙修这一报道特点，梳理其实践路径，尤其是客观性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平衡问题，并探讨背后的价值理念，从而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事实层面，首先记者在文本中直观展现自己探索事实的过程。1939年初，当时已经转移到重庆的浦熙修收到消息，重庆新来了伤兵，宣传队即将前往慰劳，记者也可随同。浦熙修据此采写了报道《伤兵回到家乡》，开篇即讲述抵达前的见闻：“从临江门登船，我真幸运，加入了这新青年的群里……在前面忽然掠过了一只载着伤兵的船，我们知道已到目的地。”最后也以自己的归程作结：“为着路途太远，我们不能久耽搁，暮色苍茫，这青年的一群又原船回来了。”这些虽然不是报道的主要内容，却给整个文本带来一种交流感和亲和力。记者以“我”这一叙事视角点明自身存在，并自然展示自己的采访过程，这不仅丰富了信息层次，还借助人之间的交流感缩短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因此并非闲笔。

　　此外，记者的痕迹还体现在核心信息的组织方式上。浦熙修常以亲历者视角报道新闻现场，这种“移步换景”的方式符合人由表及里的认知习惯，因此相比按照重要程度等逻辑排列信息，能产生更流畅的阅读体验。例如《伤兵回到家乡》主体部分，记录了记者一行在医院的见闻。“因为新来的伤兵是分散在各病房，我们无法集中慰劳。后来决定，由宣传队到各病房唱歌慰劳，工作队对伤兵作个别的谈话。”这里既简要交代了伤兵安置情况，同时也给记者后续采访作铺垫，它既包含了报道对象的信息，也传递了记者一行在报道中的状态。《保卫领空的无名英雄》跟随记者“移步换景”更为典型。1941年10月，浦熙修跟随慰劳人员前往防空哨了解情况。她在报道中写道：“妇女慰劳总会原定双十节慰劳全国防空哨，但双十节会彼此都忙碌，所以改于昨天出发了。”“先到了防空司令部，呈上慰劳金。”“又到了另外一个瞭望台……”记者在报道中简要交代了自己转移采访地点的过程，进而引出大量基于现场观察的描写，时空连接顺畅自然，读来让人如临其境。

　　再说态度层面，浦熙修在其报道中常穿插表达个人评价。在《伤兵回到家乡》中，浦熙修对眼前一个年轻的四川伤兵这样描绘：“他笑着，他那矮矮的个儿，圆圆的脸庞，真可爱。”再如报道《入虎穴访飞虎》，“远远地看见了一排国徽的铁鸟，机翼上都绘着‘飞虎’的标志，猛勇的老虎上长了翅膀，该多么新奇。再转了一个弯，果然真正的‘飞虎’在等候着我们，一色的制服，胸襟上佩着个V字飞虎章，他们竟是这么地温文尔雅地，谁也感觉到有点出乎意外。”在报道《人人心头辣 忘不了“一·二八”》结尾，记者更是直抒胸臆：“我从人流中默默地回来了，我默祝‘动员民众’在这一次的纪念中增强吧！”记者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包含个人情感的形容词，使用的口吻亲切自然。此时，文本起到的作用不仅是重现，更是交流。记者和读者共享视角，也共享情绪，相比单纯传递信息点，这种共享更能充分调动人的感官，从而使读者头脑中建构的意义空间更丰富。

　　这里需要分辨新闻报道中主观因素的存在，才能对客观形成合理期待。新闻报道是记者借助各类手段反映客观现实、传递信息的活动，而人的参与本身决定了意识的存在，这与文本是否隐匿叙事者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管记者是否愿意，主观因素始终存在于新闻报道中，区别在于主观延伸范围的大小。延伸范围小，体现为相对冷峻克制的报道风格，范围大则反之。但选择何种风格只是一种表象，并不能决定内容是反映了或是扭曲了事实。

　　尽管浦熙修在新闻报道中有丰富的自我表达，但这并不等同于随心所欲，而是有意识地保证了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紧密支撑和合理把控。这里以浦熙修新闻作品《记修补北平城》为例。1949年1月，人民集结北平城下，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已陷入绝境。为了保护古城不受战争破坏，我方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最终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原守军撤离市区后，人民进驻北平城并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进入北平后对城市做了不少修缮工作，浦熙修就将她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报道《记修补北平城》。文中提道：“他们在上午五六小时的工作成绩，可真惊人！”“假若认为第一步的拔草工作算不了什么，那么当你走到朝阳门城楼上的时候，看了他们工作的成绩，真会把你吓倒。”“我们的人民不仅是神枪手，还是劳动模范。”记者通过人称 “他们”“你”“我们”将报道对象、记者、读者放进同一个叙述空间，并积极引导读者“进入”报道现场。不仅如此，她还直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写修补工作成绩“可真惊人”“真会把你吓倒”，评价“不仅是神枪手，还是劳动模范”。此时记者的主观性表达较丰富，但仍然做到了用事实说话。关于“工作成绩惊人”，浦熙修在文中用大量事实进行佐证，“他们将城墙上没胫四五尺深的野草已经大半拔除殆尽……当我们记者登临城头的时候，已经都是平坦大道……”“他们在五个钟头里，就把反动派一个月里的破坏工作给修好了。他们把拆除下来的大砖，在城墙两沿排列得整整齐齐。他们把高起的土堆，填了坑，扫清了地面上的灰泥，露出了砖缝”等。不仅如此，记者还探寻了能创造奇迹的原因，发现了灵活的、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工作：“他们究竟怎样创造了这些奇迹呢？我曾仔细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秘诀—俱乐部。他们把俱乐部搬到城墙上来了。俱乐部是用一幅白布红边做成的墙报，共分四栏，表扬，批评，挑战应战，与新闻广播台。这上面全是战士们自己的作品，确是鼓励工作，分劳解闷的一个好东西。”由此，读者实实在在看到了工作成绩，也明白成绩背后的精神动力，记者的一切夸赞都有了说服力，这就是事实对态度的支撑。且作者每作一个评价，佐证篇幅明显大于评价本身，“我”的出现也始终控制在一定比例，并未盖过新闻报道主角。所以即使记者走到台前讲述，但聚焦点不在自身，没有因为自我表达而忘记了作为信息枢纽的定位。

　　首先，在新闻中保留个人化表达凸显了记者的存在，这是一种勇敢的选择。此时，记者的行为、态度、情感都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接受读者的审视。而“勇敢”正是浦熙修作为记者的重要特质之一。她曾指出，一个记者的职责就是“监督社会走向进步方面去，所以对于社会的事件，坏的要暴露，好的该表扬，一切要以与人民生活有关与否为前提。”前文举例的报道已经体现了她不吝称赞的一面。此外，她还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报道。比如，1941年12月11日重庆《新民报》上的《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1943年3月3日在重庆《新民报》以对比形式刊发的《孔大小姐 飞美结婚》与《女公务员为米请愿 孔副院长予以拒绝》等，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高官的奢靡腐朽。1948年7月8日，浦熙修供稿的南京《新民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但她没有放弃，又转向为香港《文汇报》撰写通讯。1948年11月16日深夜，她刚写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文，即被当局逮捕入狱。同志后来还因此称赞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这无疑是对她勇气的极高认可。

　　再者，浦熙修自我表达的基础是不辞辛劳前往现场的采访活动。无论是对伤兵的探访还是对民众活动的展示，浦熙修书写自身行为、态度、情感的前提都是深入现场，而不是什么道听途说或无病。她曾在《采访十年》中这样总结其自抗战开始的采访工作：“十年来，无间冬夏，每日都在马路上呼吸尘土，每日都在追寻新闻线索，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是采访的对象，尤其在重庆的几年时光，坡上坡下的跑，喘息未定，就要坐下来写，外勤的辛苦，可以不言而喻。”在承认人的意识可以反映现实的前提下，她积极地充当了一个社会“探测器”的角色，其感官和思维都是捕获信息的触角。因此，她的自我表达不是为了凸显个人，而是作为一个亲历者深入新闻现场的发现与记录。

　　此外，浦熙修的自我表达更包含着对人民深切的责任感。在战乱年代，强烈的责任感和感知力驱使她更多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与报道对象建立连接。因此，她的战时新闻报道在传递信息、消弭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功能上，还衍生出情感慰藉、鼓舞士气的作用，并通过富有交流感与亲和力的文字传达出来。正如她所言：“尽管说采访应该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寻找消息，但既是国家的国民，又怎能不因消息的好坏，激动几分主观的感情呢？”全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新闻悄然兴起。虽然背后是人设计的框架在起作用，但设计过程的综合性和标准化意味着它背后的叙述者已经不能当作一个人，因此它与注重自我表达的新闻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者能发挥机器的高效率，后者则能保留个体丰富多彩的情感态度。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比下，人在新闻报道中的不可替代性得以凸显—记者不仅是观察事实的人，还可以是表达意见、传递情感的人。未来，海量的一次性新闻产品可以由机器生产，而记者的个人视角、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将是机器新闻难以取代的。浦熙修的新闻报道穿越时空仍不失其魅力，这也给我们今天的实践带来启发：个体的独特性赋予新闻以独特性，而这正是抵抗新闻“易碎”、发挥人之特有价值的重要途径。

　　[1]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2]陈妮，江作苏.讲述记者故事 :传播场域中的叙事学意义[J].青年记者,2021（1）：53-55.emc易倍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