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夫斯著，周睿鸣、刘于思翻译的《事实核查——后真相时代美国新闻业的选择》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事实核查已经从过去的专业媒体报道发布前的审核流程，变成国内外媒体、机构、甚至个人判断事实真伪、探求事实真相的新型文体、专门工作。格雷夫斯这本书是考察美国事实核查运动的开创性著作，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特地为此书撰写了导读，我们在这里先行推出，也期待更多读者看到这本在信息混杂时代让人明智的著作。
看到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什么在决定真相》（Deciding what’s true），我们也许会期待它是最终展示“无解”的悬疑作品，或者是一本揭露政治操纵的批判性著作。其实，它是一本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著作。
与我们对“学术著作”的刻板印象不同，这本书很容易读，几乎没有抽象概念和深奥方法的路障。作者格雷夫斯教授从事新闻工作多年，读博期间又师从著作等身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文笔自然不差。当然，以我一孔之见，他还未及他导师舒德森那般游刃有余、韵味缭绕。可是，学界毕竟只有一个舒德森！
所以，接到中文版译者周睿鸣和刘于思“写一导读”的邀约，我的第一念头是，我得对得起这本书，要尽量行文与作者的风格相和谐，少用抽象词语，少掉书袋。不过多年“学术八股”的束缚，已经令本来就文才欠缺的我几乎丧失了日常谈话的遣词造句能力，无论我多么孜孜以求，恐怕也难免文辞枯燥、诘屈聱牙，甚至有时词不达意。对此，我只能恳请各位见谅。不过，我也趁机拉大旗作虎皮一下：布尔迪厄在一次演讲中自我辩护道，他的论作艰涩，并非是他故弄玄虚，而是因为社会现实本身太复杂。虽说通俗易懂并非一部学术著作叫好的必备条件，但是，易读显然能提升它的叫座力。
这是一部有深度、有开拓的学术著作。它是考察美国新闻界和政治传播领域的“事实核查运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为它，作者格雷夫斯教授耗时5年，进入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参与事实核查的活动，还实地考察了其它两家专业事实核查机构，访谈这三家机构的创办人和主要成员，参加它们协作或与其它组织携手展开的业务和研讨活动，搜集并阅读关于事实核查的各种报道和论述。这期间，格雷夫斯于20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他递交的论文就是这本书的前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受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但仍然继续着对事实核查运动的“沉浸式参与”，包括帮助策划并参与2014年和2015年国际事实核查高峰论坛。三年后出版的这部书，与博士论文已经大不相同。具体如何不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比较，我在此处要表达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察：
这是一部作者耗费极大心思和精力而认真完成的学术著作，与当下众多被“结项”、“挣工分”驱赶而成的作品迥然不同，它值得我们认真品读。
首先，若要相对比较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新闻媒体与政治，想要知道特朗普如何可能上台，如何在获取了一些人的疯狂拥戴的同时却被大多数公众所唾弃，可以读这本书，因为它信息可靠，解读细致到位，读者不用担心被误导。我知道，市面上有不少许诺带领读者了解美国的书，但真能令读者放心的却是屈指可数。
其次，这是一部关于新闻学和政治传播学的学术著作，若想系统了解“事实核查”这个特殊的新闻实践和文本类型，其中的逻辑和理念，它在当下美国这个特定条件下如何展开，与传统的新闻实践和文本、研究它们的新闻生产社会学，以及更大范畴的媒介社会学等如何相关联，这是一本必读的书。在这个学术知识的领域，它至今独一无二，面世即成经典。
第三，美国民主过程中的公共传播如何展开？事实在其中是否以及如何重要？李普曼的技术精英民主，杜威的公众参与式民主，新近兴起的由费什金（James Fishkin）等人倡议的“商议民主”，以及与这些民主观交织的所谓“认知民主”（epistemic democracy）等，无论我们更倾向其中哪种观点，都面临一个“如何可能？”的问题。更接地气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各种信息技术和媒体组织中介的环境下，我们是否应当而且可能鉴别真假新闻？我们可以相信谁？相信什么？依据什么而托付我们的信任？这些都牵涉到“如何查验事实？真相如何可能？”的问题。如果你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无论在宏大体制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相信你都可能从这本书中获得诸多启发。
这本书于2016年9月6日正式发行。那是美国“劳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循惯例，在总统选举年，大选季在这日正式开始。这一年的共和党候选人是特朗普。两个月后，出乎绝大多数民意调查机构和媒体的预料，他击败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选举。在参选前，特朗普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竞选期间，他谎话连篇，糗事不断，完全无视并肆意践踏公共传播的成规。但他胜出了，成为美国第一位所谓“后事实”或“后真相”总统。他的当选，与同一年“英国脱欧”在公投中胜出一道，成为历史时刻，令“后真相”入选为当年《牛津词典》的“年度词”。
在那之前，如格雷夫斯在书中所展示的，“事实核查”已经为主流各界所接受，成为一种新型的新闻实践，生成了“事实核查报道”这一独特形态的“调查新闻”。展开事实核查的，有学术单位直接参与建立的学术型机构，多家媒体合作形成的非盈利机构，以及《》独家展开的持续项目。专业事实核查的报告，常为各家新闻媒体采用为新闻素材，而且这些新闻媒体也不时展开自己的“事实核查”。
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事实核查”频频现身各家新闻媒体，在选战报道中举足轻重，其身段和显赫，远远超过了格雷夫斯所描绘的2012年大选。那一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是罗姆尼，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建制派履历：一位成功的风司掌门人，已故密执安州长的儿子，麻省的卸任州长，2002年盐湖城冬奥组织委员会的执行官。他挑战的是执政已经4年的总统奥巴马，一位以人格魅力、理想情怀和鼓舞人心的演说而赢得很多选民支持的职业政治家。如格雷夫斯在书中显示的，“事实核查”此时已经颇成气候，携带着以选民的名义“问责候选人”的凛然正气。
作为新闻业的一项创新，“事实核查”能如此成气候，如格雷夫斯所示，得益于各种生成条件，包括互联网技术。更为深层的成因，是伴随新信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利用这些技术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信息生态系统。这当然是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格雷夫斯将其追溯到了1980年里根竞选美国总统。里根曾是好莱坞的演员，当过美国影视演员工会主席，加州的州长，因为在电视上的形象很有亲和力，而且他善于娓娓动听地讲故事，被一些人誉为“杰出的沟通者”。但在1980年选战中，政治记者们发现，里根不时会将事实的细节张冠李戴、政策的内容左右错置，还会对他曾出演的电影或他自己想象的事件信以为真，当作真实的发生来生动地讲述；而且里根1980年的选战以及胜选后的白宫，都极其依赖专业的竞选顾问团队。因此，里根的当选成为一个标志，即专业的选战策划或政治顾问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进入美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在其中举足轻重。
他们是美国民主政治中的特殊玩家。他们意不在政策的制定，而在政治过程的表演；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事实准确的信息，而是候选人在选战中的优胜位置；他们没有实质性的政策理念或专长，但却身处候选人的圈子核心，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竞选过程中，他们掌控选战的各个方面，包括竞选活动策划，候选人形象包装，广告制作和投放，新闻发布，媒体对候选人及其代言人的采访，媒介关系管理，危机处理，等等。通过这些策划和组织，他们得以建立一个横亘于候选人与职业新闻人之间的防御系统，也是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沟壑。一旦候选人当选，这个防御系统也随他嵌入权力结构，成为当选官员的“公共传播禁卫军”。
到了1988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政治传播秩序及其危害被暴露无疑。这一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是里根的副手老布什，而则通过激烈的初选而推举了当时的麻省州长杜卡基斯为候选人。在两位候选人尤其是老布什的竞选顾问团队策划下，在这次大选中，政治操纵抑制甚至替代了实质性政策争论，政治广告、民意调查、做秀表演成为选战的核心元素，谎言和其它各种形态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四处弥漫。老布什在这样的氛围中当选了，但他在大选过程中一次做秀表演，也成为四年后埋葬他总统生涯的一个陷阱。
对于这场大选，格雷夫斯在书中有所描述，指出在“事实核查”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它是一个节点。而将它打造为这么一个节点的关键人物，是格雷夫斯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教授和院长凯瑟琳·霍尔·杰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她是创办人之一。这家事实核查的实体在格雷夫斯考察的三家事实核查机构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是唯一一家由基金会和募捐款支持、安身于大学的机构。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这位杰米森教授是事实核查运动的学术导师。她早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获得传播学博士，是位研究修辞和演说的学者，以此为学术背景，她开始研究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各种政治表达，包括演说、辩论、广告、新闻等。她以1988年的那场总统大选为主要个案，撰写专著，于1992年出版，名为《肮脏的政治：欺骗、扰乱和民主》。在其中，杰米森详尽呈现了大选中候选人的表达和新闻报道中的种种劣迹，包括采用虚假信息和煽动恐惧情绪以消解理性话语，攻击对手以替代对政策立场的阐述，追求选战的制胜策略而回避讨论政策的内涵，等等。针对这些病灶，杰米森呼吁，要提升政治话语的品质，以增强政治传播中的民主内涵。在展开这些学术研究的同时，杰米森也开始身体力行地落实她自己的提议。她与多位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合作，推动“广告监测”（Ad Watch）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内容是监测投放在全国各个广播市场的政治广告，及时揭露广告中的失实宣称，以问责相关的竞选团队，以及它所代表的候选人。“广告监测”运动展开10年后，杰米森延请资深新闻记者布鲁克斯·杰克逊创办FactCheck.org，正式开启了专业事实核查的运动。无论是理念、定位，还是程序所体现的认知原则，“事实核查”都是“广告监测”运动的进一步延展，它的基本内容是监测和查验，对象是政治候选人和当政者，目标是向他们展开据实言说、逻辑说理的问责。
特朗普的当选和“后真相”一词的流行，似乎标志着事实核查运动收效甚微。不少量化研究显示，在个人心理的层面，事实核查很难有消除误导或虚假信息的效果，在很多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对一条虚假信息的查验，包括了对它的重述，因此提升了它被人接触甚至重复接触的几率；对已经相信该虚假信息的人而言，对之的查验可能引起他们内心的反弹，激发他们维护自己信念的论辩，强化已有的态度，反感有悖他们信念的人和机构。
但是，格雷夫斯这本书的出版时机也可说堪称完美，因为，特朗普入主白宫，凸显了事实核查的必要和迫切。他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2017年1月21日，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色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全程只是宣读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声明，宣称前一天的活动是史上“目睹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典礼。这个宣称立即引起了各家专业媒体的质疑。1月22日，《》的事实核查团队给了斯派色四个“匹诺曹”，该报事实核查判断对失真程度的最高评分。但是同一天，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凯利安·康威在NBC接受出镜采访时，面对记者不依不饶的追问，竟然宣称斯派色提供的只是“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这更是激起一片哗然。如此冠冕堂皇地撒谎，实在太有违美国政治传播的常规了。
这个起步，设定了特朗普主政的基调，这就是专业新闻媒体和专业事实核查机构查验特朗普及其代理人歪曲或捏造事实的宣称，特朗普则攻击专业新闻媒体，甚至将之称为“人民的敌人”，以此而获得在各种媒体上的垄断性在场。专业新闻媒体不再以“据实报道、不作评判”的模式作茧自缚，开始直截了当地用“撒谎”这样评判性极强的动词来指代特朗普捏造事实的行为，用“谎言”指代他的诸多宣称。四年后，特朗普选举失利被迫离任，《》的事实核查团队做了个总结，显示特朗普在主政期间共发表了30573个“错误或误导宣称”。他鼓吹的“操纵选举，拜登非法当选”这个宣称，更被专业新闻媒体称为是“弥天大谎”（The Big Lie），被广泛认为直接引发了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们冲击国会、中断选举结果认证程序的“暴动”，特朗普的推特和脸书账户也因此被关闭。
美国的“民主乱象”并未因特朗普的离任而结束，他的“弥天大谎”在共和党人中至今仍有很大市场，他的谎言所种下的恶果，仍然在侵蚀美国的公共生活，阻碍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包括采取有科学依据的公共健康措施以抗击新冠病毒的流行。在这些乱象中，事实核查显然势单力薄，它无法阻止、更无法扑灭各种谎言和误导信息，也无法阻止各种非理性的行为。但是，格雷夫斯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事实核查形塑了专业新闻媒体对特朗普竞选言行的报道，有可能生成一个特朗普主义生长的上限，使得那些可能并愿意接受事实、反感在公共生活中撒谎、扯淡的选民无法接受特朗普这样的人成为领导人。我没有具体的经验数据，也不敢依据他的说法而保持乐观，但我还是相信他判断的基本指向。
格雷夫斯在书中显示，美国政治传播和公共生活中有催生谎言与误导信息的机制，但也有反思和它的机制，事实核查因此得生，它以查验传播者所作宣称的真实性为核心，以专业而且透明的程序为保障，以非党派和非盈利为公众诉求，如此赢得今天被广为接受的局面，成为建制的一部分。这个历程本身就说明，在民主的乱象中，美国社会仍然保持了基调中的一些“认知美德”（epistemic virtue），这些以尊重事实、科学和理性为内核的美德，仍然是被广为接受的常识体系之一部分，是美国的民主体制得以运作甚至可能自我矫正的基础。
格雷夫斯在这本书中讲述了美国事实核查行业兴起的故事。他以自己的研究，运用丰富的田野考察资料，回答了这么一些基本的问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格雷夫斯交替使用“专业的”和“精英的”这样的形容词，来指代他所考察的三家事实核查机构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事实核查人员。这些界定首先是描述性的，即这三家是美国最著名、正规的事实核查机构，它们与已有的各种媒介批评机构不同，因为它们自我承担的使命不是监督媒介、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偏向；它们与众多非正式机构也不同，因为有明晰的方法、步骤和程序，而且这些都是全方位公开的。
更主要的，使用这样的形容词起到建构理论“理想型”的作用，是限定性的话语策略，为了强调，美国的专业事实核查是“一种新型的新闻实践”，它遵循的是专业新闻理念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原则，从事这项活动的是资深的专业新闻从业者，以及他们培训和带领的专业团队，生成的是新闻文本，即展示验真逻辑及结果的深度报道或调查报道。与传统的客观性呈现不同，专业事实核查的文本摒弃了“甲方如是说，乙方如是说”的平衡结构，也摒弃了演示这种“客观等于平衡”理念的“策略性仪式”。事实核查者在文本中不惧冒犯查验对象及其支持者，明确给出判断，陈述记者的立场。当然，这是认知的（epistemic）而非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判断和立场。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新闻呈现，事实核查报告与调查新闻、阐释性新闻也不同。事实核查的调查对象更加聚焦、具体，即政治候选人或政府官员的某个可查验的事实性宣称；事实核查者需要厘清所涉的概念和议题的界定，梳理其中流变的轨迹，呈现不同信源之间的相互印证，展示因果推论中的逻辑链条，以这些符合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程序，阐释该宣称与证据和逻辑的吻合度。可见，事实核查的过程，其中的程序，以及它所遵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是这一新型新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
据此，作为新闻实践的事实核查，包含了对“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新闻为了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反思和新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夫斯说，事实核查的兴起，渗入并进一步引发了“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的展开，也即职业新闻从业者以及其他涉入新闻生产的人们展开的关于新闻业的讨论，这是影响新闻业内涵、形态和走向的建构性讨论。他的这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事实核查运动兴起的考察，继承了新闻生产社会学中进入“新闻编辑室”（newsroom）展开民族志考察的传统。他的书名，既是致敬这个传统中的经典之一，《什么在决定新闻》及其作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也是表达心迹和学术传承。
从《什么在决定新闻》到《什么在决定真相》，美国社会的历史场景变了，媒介生态变了，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变了。在甘斯开始其田野考察的1960年代中、后期，大众媒介是新闻近乎唯一的载体，职业新闻人在媒体组织内展开新闻的工业化生产，作为掌控社会的新闻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他们似乎享有巨大权力，扮演着社会整合和秩序维护的角色。因此，甘斯试图解答的问题是：这些职业新闻人如何筛选新闻信息？其中如何体现了美国社会维系其整合的核心价值？也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如何通过新闻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为什么会讲述这样的故事？在社会学家甘斯看来，新闻业与社会学类似，都是经验的领域；新闻呈现的不仅是对社会的经验考察，而且是展开这考察的理念和方法，以及其中必要的假设，包括关于现实（reality）和价值偏好（preference）的假设。因此，新闻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性呈现，但其中也包括了对美国应当是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的描绘。新闻职业的客观性原则，甘斯认为，其实隐含了一个契约：新闻从业者可以享有其职业自主性，条件是他们在新闻筛选和制作过程中排除自己的价值判断，采用与科学研究类似的事实观察和验证的方法。客观性，因此，是为新闻业维系其信誉所必需，是束缚新闻从业者新闻采集和选择行为的规范。
格雷夫斯进入田野的2010年代，美国的新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专业新闻该如何安身立命？或者说，在全民追求娱乐、个性化满足和党派归属的时代，在社交媒体和各种自媒体日渐兴隆的时代，专业新闻还有什么现实的相关？在专业主义新闻一直存疑的中国，已有学者宣布了它的衰退。在美国，答案之一是事实核查，它的具体内容是，专业新闻人应当而且能够判定信息的真伪，虽然这类判断所涉及的范畴极其有限，但却足以彰显一个社会关于如何验证事实的共识，强调事实与真相作为社会整合的知识基础。
在格雷夫斯的笔下，专业事实核查人员不仅自我认同为专业新闻人，以追求真相为职业理想，而且他们秉持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ry）这一信念，认为在知情的条件下，公民可以作出相对理性的判断和明智的选择。与此相应，新闻业应有的角色是提供这个“情”，即关于当下状况的信息类知识。这些知识不一定系统，不一定完善，但是它在现实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真实、emc易倍体育准确，可以成为公民展开推理和判断所需要的优质素材。事实核查不是为人们提供“正确的”视角，不是去训导人们应当如何组合、分析所得信息，这些认知领域的工作，须得留给认知自主的（cognitively autonomous）公民。
这些规范的理念，也支持了职业新闻业角色的扩展。专业新闻从业者不仅要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还需要帮助人们了解前因后果，帮助人们鉴别真实和虚假新闻，帮助人们确认符合其认知规范的可采用知识。因此，新闻业先后涌现出深度报道、阐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以及事实核查等新闻类型，它们以职业新闻业探寻真相这一角色为基础，拓展了成就这个角色的形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科学的事实搜集、验证和表述的手段与方法应用于新闻生产当中，为职业新闻从业者开拓了专业实践的空间，赋予他们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责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他们不能再是站在阳台上看热闹的旁观者，他们必须作出分析和判断，在公共讨论和争议中，监督那些可能运用权力宣称真相或事实的人，行使真相探寻专业人士所拥有的有限的事实裁决权，维护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知情的公民自主抉择权。
这个角色的扩展，如前一节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传播秩序演变的结果之一，是专业新闻业应对选战策划或政治顾问行业崛起的实践变迁。曾经，专业新闻人与他们的线人和信源有心照不宣的协约，其基础是对各自和对方角色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信任。选战策划和政治顾问职业人的兴起，直接介入职业新闻人和他们的信源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们本来就基础脆弱的协约失衡，信任被削弱，专业新闻人不得不质疑：自己面对的信源是否在对自己撒谎？是否在试图操纵自己？对此的掉以轻心，很可能损伤新闻人自己的专业信誉。这种信任的流失，首先在报道联邦政府的新闻界精英们当中出现，因为有在越战当中约翰逊政府隐瞒战况实情，又有“水门事件”中总统及其代言人撒谎。到了1980年代，这种不信任已经蔓延到了各级竞选过程，又通过竞选过程，波及政府的各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专业新闻人“置身度外的平衡”这一运作模式一再受到质疑，在很多学者以及媒介批评家的笔下，它其实意味着专业新闻人放弃其专业理念，帮助政治犬儒主义的滋生和繁衍。因此，从相对更加自信而且有立场坚持的新闻实践和话语表达，再到事实核查的出现，它们都可被看作专业新闻人在变化着的政治传播秩序中维护其专业地位和专业声誉的必要举措。
这种专业维系的策略选择，须得有广为接受、毋庸置疑的正当化基础。它就在通俗的民主理念中。这就是民众有知情权，也即了解事实真相的基本权利，知情的民众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为此，政治传播的基本伦理是事实准确、逻辑理性。正是这些通俗的理念，经过如杰米森等著名学者的解说，为事实核查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
但是，新闻实践和文本形态的这些变迁，并未改变事实和客观性原则的社会性，也未预设对事实、真相、客观性等基本概念做出形而上学的重新理解。如同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所论述的，采用经验的路径所确认的事实，不一定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客观的（或更准确地说，客体的），但必须是认识论意义上客观的。也就是说，经验的认知路径，遵循了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外在于主体意愿的事实搜集方法，它们是求知者共同遵守的程序。如此展开的求知，限定其范畴于对现实的认知判断（epistemic judgments），而非价值（偏好）宣称（preference statements）。
但这并不等于说，经验获知的路径意味着价值中立或者意识形态漂白，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共识”。甘斯的原话是，“如同科学的方法，新闻业的方法亦是由共识确认为有效”。在甘斯的分析中，构成这共识的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以及物化它们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格雷夫斯延续了这个路径，虽然他运用了不同的学术词汇。他启用了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的“制度性事实”这个概念。区分自然界的事实和构成社会现实的事实，瑟尔认为，后者成为“事实”，具有外在主体的实在，需要有制度作为支撑的基础设施。具体到事实核查，这个基础设施首先是专业事实核查人员展开活动所处的政治-媒体网络。事实核查者问责政治候选人和政府官员，但采用各种权威机构所能提供的官方信息（譬如对于失业率的界定和测量）作为证据，并通过专业媒体采用他们事实核查结果而获得专业认可。其次，这个基础设施包含了制度体系中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它们规范主体的关系和行动，并使之成为社会学的事实。这就如国际象棋由其构成规则而界定，对这些规则的群体认知和接受，使得这个游戏外在于主体而存在。事实核查就是需要通过在权威系统中的相互印证，判断一个宣称与相应的构成性规则所界定的制度性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相吻合。
与甘斯的论述相比，格雷夫斯的论述，更接近了塔克曼的分析。在塔克曼的分析中，新闻从业者搭建并启动“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以其中的认知权威及其相互参照的逻辑，判定新闻事实、维系新闻的公信力。她认为，与科学研究依赖验证和重复的过程不同，在新闻生产中，事实的验证是“政治和专业的成就”，它所遵循的规则，要求新闻从业者找到并确认“无懈可击的新闻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参照（cross-references），而这样的规则“嵌入在社会地结构化了的对于日常世界及其制度的理解”。塔克曼所说的，与瑟尔所言的“构成性规则”和支撑着它们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相呼应。
依托社会结构的网络，遵循共识以及体现它们的制度化规则而测定事实性，当然没有否定主体感知和表达与被感知和指代对象之间的对应，以及这对应关系可外在于主体意愿的存在。对此，瑟尔有哲学层面的论述。我们姑且以这两个元素理解客观性。在事实核查或新闻生产的世界，塔克曼所说的“事实性网络”需要编制，也需要在具体一项项事实核查或一条条新闻的采制过程中被启用。二者——结构和启用——都是动态的，伴随具体情境的，因此，格雷夫斯说，查验制度性事实隐含了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制度性事实可能是不稳定的，可能因为这个事实性网络的重组或者其中不同节点和关联的启动而出现信息的更新、补充、甚至“反转”。这种不稳定性，不是否定社会事实的存在和客观性的理由，而是经验事实的判断具有暂时性、经验的知识需要及时更新的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格雷夫斯所展现的，事实核查由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的工作构成：
第一，编制事实性网络，也就是辨别不同信源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所在的领域和相应专长，建立由各种有信誉的信源组成的网络。
第二，运用这个网络中信源的相互佐证，选择可查验的宣称，探寻其中信源们共同认可或者同意的元素，据此做出认知的判断，即真伪与否、准确或合理程度的判断。
第三，坚持这判断的暂时性，它所处的公共审议空间的开放性，因此随时准备重访已有的判断，并查验、接收新的事实，修改自己的判断。
以上对三个方面工作的概括，包含了很多薄弱环节，也就是不确定性可能的迸发点。其中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事实核查机构如何选择那些可查验的宣称。事实核查的逻辑决定了，这个选择首先需要区别现实宣称（reality statements）和偏好或价值宣称（preference statements），只有前者属于可被事实核查的范畴。其次，这个选择需要考虑：如何从众多政治传播者当中、从他们所作的众多宣称当中，选取事实核查的对象？如何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规避党派和利益群体的偏向？也即是说，如何落实对公权运用者（官员）或试图运用公权的人（候选人）展开公开问责？第三，这个选择还包括时机，即在竞选或政策争辩的什么时刻展开对一个宣称的查验，并报道结果，以规避干预现实的个人冲动和嫌疑？
第二个薄弱环节，也是备受争议的一点，是如何呈现事实核查的结果？呈现手段的选择，直接关涉所采用的认知模式。譬如，是否采用某种等级量表？在格雷夫斯考察的这三家事实核查机构中，《》采用“匹诺曹”的个数，从1个（有些选择，但大致线个（公然撒谎）；用一个名为Truth-O-Meter的视觉设计，它的指针可从左到右指向6个等级中的一个，最左边是“谎话”，最右边是“真实”，中间为“真假掺半”。但这种呈现，是否过于简单化了认知判断，而且还涉嫌营造一种幼稚的认识论模式？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手段，如何才能引起关注、实现传播的效果？
对这两个方面，格雷夫斯在书中显示，专业事实核查机构没有很“科学”的方法和程序，他们的选择，跟甘斯所呈现的新闻从业者筛选新闻一样，是“新闻判断”或“新闻价值判断”的结果。这些判断所基于的，就是甘斯所详细讨论的新闻选择中的可用性和适当性（availability and suitability）。当然，在不同的事实核查机构，由于其组织逻辑、人员的视野和互动、他们所编制的“新闻网”（news net）和“事实性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元素会构成这两大考量类别。而且，他们号称其原则是“选择最具有新闻价值的、最重要的”宣称作为查验对象，“既查验人的宣称，也查验共和党人的宣称”，但如此表述的原则显然缺乏了操作层面的系统性，难以摆派人士的指责，尤其是来自自己的宣称被判定“失真”或“撒谎”的一方。在美国，这类指责多来自右翼，乃至政治事实核查已经被涂上了“左翼”的色彩。虽然说，有其它证据显示，美国的右翼更频繁地、程度更强地罔顾事实、兜售阴谋论、否定科学发现和结论，但是，事实核查者的做法和结果呈现，显然使自己岌岌可危，一方面，他们不能否认自己是政治过程的一个参与者，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另一方面，他们的公信力基础在于非党派的定位，公正的事实核查和裁判员的身份。
这两方面的制约，留给事实核查人员的行动空间很局促。在这样的境地下运作并发挥其规范理念中设想的作用，事实核查机构必须步步为营，严格履行这个行业的行事规范，谨慎地维系它以真相探寻为使命的、超越党派和利益群体的公信力。格雷夫斯在他的书中呈现了这其中至少三个方面的举措。
第一，将操作手法和程序标准化和透明化。格雷夫斯所考察的这三家机构，都编制了自己的行事手册，并以之培训员工，也都将操作程序公布在自己的网站上，接受监督。格雷夫斯之后的研究也进一步显示，自从他这本书出版以来，事实核查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都进入了专业化共同体建设的阶段，目标是形成共识，确立行业的行事规范，建立专业认证的制度。
第二，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建立自己在当下的政治信息生态中可以相互扶持的网络。格雷夫斯的研究显示，专业的事实核查是协作性的新闻生产，在美国，它表现为多家媒体之间、媒体与公益基金会之间、媒体与教育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多方、多形态的合作。专业的事实核查人员也小心地规避党派媒体，不接受它们的采访，避免无意间为它们站台，有机会就公开表达与它们的区隔，等等。
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核查人员保持认知的谦恭（epistemic humility），清醒地拒绝改变他人想法、改变事态发展路线的冲动，把自己的工作限于甄别真假，将此信息提供给那些有兴趣、想了解的人。如格雷夫斯在书中所描述的，专业的事实核查人士不仅避免被卷入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而且保持一种认知的开放，只限于事实真伪的认知判断，小心回避这个判断可能引申出的推论，随时准备接受新出现的证据，并愿意与其他探寻真相的行动者结盟，与他们分享裁定事实真伪的认知权威。套用格雷夫斯的话描绘，这些都意味着走向专业化但保持职业边界的开放。
这些元素其实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认知秩序，或者说知识生产的秩序。这是个制度化了的交往网络，其结构基础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各个领域有自己的专家，他们有特定的知识生产专长，拥有各自独具的“认知权威”以及相应的公信力；他们都以探寻经验现实或真相为目标，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关联并参照，构成知识生产的网络，美国一位作家劳奇将其称为“以现实为基础的共同体”（reality-based community），在其中，专业新闻人与律师、会计师、科学家、医护人员、议院的法规程序专家（parliamentarians）等等，都是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路径探寻现实真相的专业人士，他们共同建构一个社会关于现实的知识储存。正是有这样的共同体，有社会分工和专业行事规范等构成的秩序，事实核查才有可能，社会才不至出现“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荒唐。
简单地说，社会现实的客观性不仅在于社会事实具有客观的特性，在制度化了的认知秩序中可被认识，而且在于这认知秩序本身使得社会的共享知识成为可能。社会的变迁，包括网络和社交媒体迅猛发展，极大地（是否“彻底地”，应当是个经验命题，不可随意断定）改变着信息如何流通、人们如何交往，都牵涉到这认知秩序的重构（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打碎了之后在废墟上的重建）。社交媒体时代民粹主义的兴起，不同群体甚至个人表现出对自己有限的认知权威进行无限放大、对于有资历的知识权威的鄙视等等，都是变迁的表征，但都不是否定事实、真相、客观性等基础认识论理念的证据。
有了这个“现实为基础的共同体”及其运作的秩序，事实核查才可能有意义，因为，格雷夫斯概括道，“只有一个思考的民主公众才能使事实核查人的工作有意义”。我们此处的表达，涉及商议和认知民主的理念。民主理论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简单提及文献中几个常识性论点：
第一，民主的核心在于公民的自治，也就是公民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做出自主决断；
第三，这些秩序本身必须是共同体成员通过协商而达成并自愿遵守的契约，虽然其中一定有强制的要素（如法律），但绝非外来势力强加的桎梏；
第四，秩序是有机的生命体，当情势有变（这似乎不可避免），协商随之展开，以更新共同体的契约。
从这几个要点，我们可以探知，各种不同的民主模式，都是以不同的方案来落实公民自治，并避免或克服实行过程中的障碍，以及意料外的可能后果。
无论哪种方案，都预设了一个基本条件：共同体拥有共享的知识存储，并以之而展开协商，同时也以此为路径，更新这知识存储。也就是说，无论是把认知权威交给技术精英，还是令公民参与有序的民主商议，以分享认知权威，都是对民主运作的“认知维度”（epistemic dimension）所展开的设计构想，其中包括如何确定“客观现实”，如何建立并认定（当然也包括在特定情境下解构）认知权威，如何可依从这权威，以之提升人们参与民主商议的认知自主，等等。这其中牵涉的，是民主运作的细节，包括查验可能进入商议过程的现实宣称，检测其真实程度，并告知各利益相关者。这是民主运作中非常基础的一环。而这些工作，我们从格雷夫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非常细致和琐碎，似乎很难直接与宏大叙事层面的“深化民主”、“探寻真相”等意念直接关联。但是，正是这日常琐碎中的秩序，这其中对真相和事实近乎迂腐的探究，蕴含了民主理念成为现实生活的可能。
格雷夫斯所考察的事实核查运动，是一场“新闻改革”运动。他描绘了一个自我界定、有动力的群体。他们极为普通，怀揣着朴素的民主理念，相信世间有可鉴别的真假，相信自己的公民同胞（fellow citizens）期望得到真实的信息、做出明智选择，相信这些因素可以在多元社会形成共享的知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也许很多人会质疑，这些事实核查人员从事的事业究竟“有什么用？”或者“有多大影响？”很多人会感觉，在谎言、虚假信息和阴谋论通过网络肆意弥漫的时代，事实核查运动所能提供的只是杯水车薪，他们的作用如同螳臂挡车。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改革者显然不为这些质疑所动，他们甘于普通（但绝不是平庸），甚至约束自己，以维系事实核查这个行业的公信力，以维系探寻事实和真相的价值。作为一场“新闻改革”运动，事实核查能走多远？今后会如何演变？在造假和伪装变得门槛越来越低、技术越来越精细的背景下，事实核查这个行业的技术、职业构成、社会影响将如何发展？这些都是正在出现的研究课题。但格雷夫斯的这本书至少阐明了一点：这些投身事实核查的专业人士不犬儒，不虚无，不陶醉于形而上的论辩，他们选择了一条脚踏实地的道路。
感谢周睿鸣、刘于思，感谢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这本好书带给我们。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已有先兆：南京大学的郑佳雯老师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毕业，携带着格雷夫斯这本书，于2017年在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了《事实核查》的课程，并带领学生创办了《NJU核真录》这个教学实验号。现在这个微信号已经成为行内口碑很好的校园媒体。相信格雷夫斯这本书的中文版，会给在“后真相”的混淆和迷惘中的我们，带来一股清流。
